杨立华| 让往圣先哲成为同路人

今年9月，《解放日报·读书周刊》围绕着《中国哲学十五讲》一书，采访了作者杨立华教授。本文转自该访谈，原载上观新闻，作者夏斌。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1年生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浙江大学工学学士（1992年），北京大学哲学硕士（1995年），北京大学哲学博士（1998年）。

《中国哲学十五讲》封面上，“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如何才能更具当代性，如何让伟大的先哲们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不仅是郑重的拷问，而且是殷切的期望。

多年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孜孜以求的就是“照着讲”和“接着讲”，既续写中国哲学的辉煌，又弘扬中国思想的力量。

“哲学研究要回到对文本的深入体贴和解释中去。只有尊重文本才能深入，只有深入才能看到精彩。”杨立华相信，从灰烬中重生的“理”和“礼”，可以真正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信心与安定。

为何不选择《荀子》和《易传》?

读书周刊：听说您以前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经常失眠。写《中国哲学十五讲》的时候，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呢？

杨立华：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最耗精力的是孔孟老庄和嵇康五章。特别是，庄子的挑战很大。古往今来，真正理解、研究庄子的，思想最深刻的无外乎郭象和王夫之，后面就是章太炎。他们之所以“解庄”解得好，不是说他们原原本本地解释了庄子，而是他们能与庄子展开对话。想达到这样的高度，还是有难度的。研究庄子哲学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很难确定哪些内容是庄子本人写的。《庄子》内、外、杂三篇，很明显不是同一个作者。好在刘笑敢先生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考证：内七篇早于外、杂篇，是战国中期的作品，所以，应该是庄子本人所做。我们今天研究庄子本人的哲学，只能以内七篇为本。

同时，写庄子的时候，还要注意避免“以老解庄”。事实上，庄子和老子的哲学方向差别非常大。老子在《庄子》里也没那么重要，《庄子》内七篇里老子一共出现过3次，跟孔子的出场次数相比差了很多。

此外，不能一上来就直接拿《庄子》里的某句话来论证庄子的思想。除非庄子在文章中的直述，否则就不能简单地把某个人物说的话当成庄子本人的思想。

读书周刊：讲述中国哲学史，“十五讲”的篇幅够吗？为何没有辟出章节讲荀子？

杨立华：《中国哲学十五讲》并不是中国哲学通史，只是想带领读者深入中国古代一流哲学家的思想内部，了解他们的哲学问题、致思方式，让读者有“具体的收获”。它是简明本的写法，不见得有多通俗。没有一定的哲学基础，没有足够的爱好，没有认真的阅读，可能会很难读进去。

确实，有人向我质疑过“为何不放《荀子》、不放《易传》”。类似要求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加了后，会不会有人指责这是“先秦哲学十五讲”呢？其他的，名家要不要讲？墨家要不要讲？法家要不要讲？

如果说弥补一点点遗憾的话，那就是可以把嵇康换成僧肇。僧肇是佛教中国化的里程碑式人物，被称为“秦人解空第一”。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里，将其视为魏晋玄学的巅峰。

但在“十五讲”的篇幅里，已经没法再减了。“先秦四家”不能再少了吧？王弼、郭象不讲，魏晋玄学讲什么呢？“北宋五子”要么就不讲，要讲就得全讲。到了南宋，朱熹无论如何也得讲吧？明代要是不讲王阳明，这本书肯定要被骂死。讲了朱熹，讲了王阳明，能舍得陆九渊么？陆九渊的思想也许没那么详密，但他的思想格局非常大。

这样一来，就剩一个名额了。给谁呢？给嵇康吧。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对我个人影响特别大，他的诗也好。虽然在哲学表达上深度可能不够，但这样一个精彩的人，难以舍弃。

读书周刊：书中专门介绍了王弼、郭象，他们的“知名度”似乎并不怎么高？

杨立华：相较于嵇康，王弼、郭象反倒没有什么争议。在中国哲学史上，两人的地位极高，对后世哲学家也产生了普遍影响。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奠基者。他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烦琐注释，以抽象思维摒弃象数之学，以义理分析取代谶纬迷信，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的迂腐学风，开创了一代新学。

郭象是西晋大哲学家，其著作《庄子注》在古代一直是影响最大的《庄子》注解。传世的《庄子》本，其实就是郭象整理修订后的本子，可以称为“郭象本”。当然，郭象在注释《庄子》时，是将《庄子》的内、外、杂篇看作一个整体的。同时，郭象的哲学自成体系，并不完全符合庄子哲学的宗旨。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精英层面普遍陷入极为深刻的虚无主义之中。一方面，政权更迭频仍，社会斗争复杂，个体生命变得异常柔脆；另一方面，特定的历史条件，又让士大夫精英集各种优势于一身，包括权力、财富、名望、时尚、艺术、思想等。“天下”不是士人们最在乎的东西，他们最在乎的是怎么活得有区别。这样一来，天下就不可避免乱起来了。

北宋时期恰恰相反，文人士大夫“太在乎天下了”，所以也麻烦。他们谈论任何事情都上纲上线，所有的斗争最终指向道义之争，没有妥协的余地。

为什么传统上不喜欢“盈”和“满”？

读书周刊：讲中国哲学，孔子是绕不过去的。据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看不上”孔子，认为他的思想理论太过“世俗”？

杨立华：包括莱布尼兹、伏尔泰等人在内，欧洲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崇敬孔子的。到了黑格尔那个时代，德国哲学取得了巨大进展。黑格尔的原话我记得是，最好不要把《论语》翻译成德文，因为本来我们挺尊敬他的，但翻译成德文，就会发现说了很多“道德教条”。

中国哲学当然是指向现实人生的。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思考，对人伦日用有着具体的指导。以《论语》为基点，孔子的思想完全可以体系化地构建起来。《中国哲学十五讲》重点讲了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论证部分，就是我们认为一件事是应该的，它为什么应该，它背后的根据是什么。

进一步来看，孔子的思路是，符合天道且符合人性的，就是对的，就是应该的。我们常常以为老子爱护自然、讲究“天人合一”。其实，老子的天道跟人性之间、跟人的表现之间分裂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孔子始终强调，人性和天道之间是一以贯之的。可以说，孔子的哲学提供了最简洁、最朴素、最强有力的价值论证。

孔子的哲学是高度理性化的。在我看来，孔子哲学是中国文明的“此世性格”的体现。中国文明从根本上讲是围绕“此世”、而非“彼岸”来展开的。在其根本的目光里，没有那么多虚构的概念，如原罪、彼岸、末日审判之类，而是在生存的直接性的基础上，用最简单朴素的目光看待这个看起来并不完满的世界。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称赞，老子的思想是“留白的智慧”。可这样的“留白”似乎也让老子遭受了不少误解？

杨立华：讲老子哲学的最大麻烦在于，关于《老子》这本书争议太大。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时代成书的？钱穆一生都坚持，《老子》晚于《庄子》。

《老子》晚出的证据确定比较多。

第一，《老子》里面有明显的“反学”概念。这应该是针对儒家、针对孔子、针对《论语》而说的。《论语》第一句话里就有“学而时习之”，所以老子要“反学”。由此推断，《老子》至少要晚于《论语》。

第二，《老子》里面讲“不尚贤”，正与《墨子》的“尚贤”思想相对。所以，应该也晚于《墨子》。

第三，《老子》的多个版本里都有“三十辐共一毂”（第十一章）。可考古证明，30根辐条的战车是到战国末年才有的。春秋末年的车，辐条数远没有这么多。

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指出，古时候的很多经典都有一个成书过程。就拿《论语》来说，我个人认为，前十篇编成的时间较早。所以，前十篇相对来说更整齐，第十篇《乡党》述孔子的行状，很像是书后的附录。

当然，相对来说，儒家的传承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论语》是孔子的第一代弟子记录下来的夫子言行，然后由第二代弟子搜集整理而成的。《论语》成书无论如何不会晚于孟子的时代。《孟子》这本书里引用了很多《论语》的话，甚至可以说《孟子》通篇都是对《论语》的解释。

当然，五千言规模的《老子》形成得较晚，并不意味着《老子》里面就没有春秋时期的内容。只是我们没有可靠的方法把其中的早期思想分辨出来。《老子》的成书应该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看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种加起来只有1300多字。有人认为郭店本是摘抄本，我认为可能性不大。第一，甲本、丙本之间有重复，如果是摘抄，怎么会重复？第二，以摘抄本作为随藏品不大合乎情理。所以，郭店楚简的三种《老子》，应该是早期流传的三种传抄本。

以“万物之生”为例，我觉得 传世本《老子》里可能有不同的思想系统———“有生于无”是一个系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另一个系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理念，严格来说跟“有生于无”是有所不同的。传世本《老子》很可能是一个拼合版。

总的来看，老子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智慧的体现。中国人传统上不喜欢“盈和满”，强调月盈则缺、水满自溢。老子讲柔弱胜刚强，孔子则讲谦退、讲不伐。伐就是伐善施劳的意思。不伐，即不要刻意夸耀自己的长处、表白自己的功劳。都是留余地的意思。

为何说程朱陆王是“同道人”？

读书周刊：您将陆九渊称为“极端化、纯粹化、简单化的孟子”，理由何在？

杨立华：我特别喜欢陆九渊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一切从人的本心出发，认为恻隐、羞辱、辞让、是非就是人的本心，一切事情根源于人的本心，天地万物也因此都源于人的本心。同时，陆九渊极为重视孟子的义利之辩，极强调儒家哲学中的自主性。这正是其单纯而又伟大的地方。因为这几点，确实是儒家哲学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

当然孟子的思想更丰富，不是陆九渊所能穷尽的。明代“气学”的代表人物罗钦顺批评心学，特别表彰程子的“释氏本心，吾儒本天”。天“从一从大”，“一”意味着统一性，“大”意味着普遍性。

在陆九渊那里，本心跟天理是统一的，“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

陆九渊的思想是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达到高峰的背景下产生的。在他生活的时代，儒家的生活方式已不再受到质疑。换言之，不是在佛老面前怎么自我辩护的问题，而是怎么接纳佛老的问题。

可以说，从宋代到明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怎样通过哲学的方式在整体上为儒家的生活道路确立基础。在这样的大方向上，张载的气学、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做出了不同的探索，可谓复兴运动上的“同道人”。

读书周刊：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辩论会。请问，这是一场怎样的思想交锋？

杨立华：在鹅湖之会上，当时中国最伟大的几位思想家都聚在了一起。严格来说，这也不算稀罕，“北宋五子”私底下都很熟。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一个伟大时代出现的时候，往往会集中涌现那么几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且这几人通常交集还很多。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度，其实就是由这几个最高峰决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高度，也是由最高峰决定的。

就讨论本身来看，鹅湖之会没有特别深刻的东西。朱陆之辩有一个非常长的脉络，真正的巅峰要到陆九渊晚年。在鹅湖之会上，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在为学方法上，即如何培养道德人格，关键点是需不需要读书、怎样读书？朱子强调“致广大而尽精微”；陆九渊则强调“先立乎其大”，要把尊德性放在首位。

读书周刊：王阳明又是怎样把心学推上巅峰的？

杨立华：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达到了“心即理，心外无理”这样一个思想洞见的高度。总的来看，他的思想比陆九渊来得详密：

第一，王阳明的思想有自己的体系，晚年提出“致良知”说后更加圆融。

第二，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可以说包含了非常高深的主体性哲学思维。如果有必要的话，阳明心学完全可以展开成一个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的。

第三，王阳明使儒学真正成为普通人的哲学，甚至称得上开启了儒家意义上的启蒙时代。如果说程朱有局限的话，最大的局限就是他们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读书人层面，百姓还是“日用而不知”的“浑浑噩噩”。王阳明的思想是真正朝向了普通人，他要点亮所有人的生命激情，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激发出来。所以，才有“满街皆圣人”的说法。这是儒家理想的一次飞跃。

王阳明有一个比喻，就是用黄金来形容人的差别。一个是斤两，一个是成色，哪怕只有一钱黄金，只要成色十足也是千足金。要做到这个千足金成色，就要用最饱满的热情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我们讲雷锋精神，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什么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就是分量很小但成色十足，所以“满街都是圣人”。

为何我们从未远离中国哲学？

读书周刊：关于中国哲学，总有些人宣称“中国没有哲学”，或者说“中国传统思想不应用哲学一词来概括”。

杨立华：我跟这个声音已经作了很多年的斗争了。其实，在西方哲学史上，也并没有什么标准形态的哲学。即便在分析哲学如此盛行的情况下，难道就不能讲黑格尔，就没有现象学了吗？黑格尔再伟大，反黑格尔的叔本华就不是哲学家么？

既然没有标准形态的哲学，怎么就能说中国没有哲学呢。我个人对哲学的理解是这样的——哲学就是对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的理性的、成体系的思考。其中有三个基础要素：一个是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是成体系的思考。以此观之，中国当然有自己的哲学。现在的关键是，先哲们的思想精华如何准确继承与科学弘扬？

举个例子，我们偶尔说一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在用《论语》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用到了《老子》；感叹一句“大器晚成”，虽然是误解，但又一次用到了《老子》。在郭店楚简中，这句话写作“大器免成”。意思是，只要成器就一定不够大，真正的大器一定不能成器。

所有这些虽然是只言片语，但对我们的生活一直在起作用。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远离过中国哲学。

读书周刊：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应该怎样进一步亲近哲学？

杨立华：不管知识结构怎样更新迭代，普通人还是应该养成系统性思维，或者说看事情要有一点哲学眼光、要有批判性思维。

具备这样的能力，需要读书，读正确的书、正确地读书。如果全是读一些成功学的书、心灵鸡汤的书，读得越多可能越糊涂。

读正确的书，要读经典；正确地读书，要少读一点、读精一点、读深一点。人的生命太短暂了。读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见识，道理见得深，践履上才能笃实真切。读书不是为读给别人看的，所谓“为己之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