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资治通鉴》中的治世智慧

　　领导的内在品质:

　　仁、明、武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人,就攸关事业的成败。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治国之要有三”。今天读来,发现其实对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鉴意义。

　　所谓“修心”,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提高领导素质和领导能力。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么是“仁”?《资治通鉴》开篇关于“三家分晋”背景交代中,用倒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说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并为此写了长篇的“臣光曰”,提出选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论断。

　　司马光所谓的“德”,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仁”。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马光解释说:“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马光认为“仁”包括两个部分:“修政治,兴教化”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育万物,养百姓”是指在国家建设中,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让他们看得见增长实惠。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这种仁政,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富足,社会治理的和谐美好。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

　　在现实操作层面,“大仁”体现在各项政策和法令之中。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获得广泛拥戴。项羽在咸阳屠杀无辜,火烧宫室,随后又放逐天下共主“义帝”,分封也充满了私利算计,结果失去民心。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二个功夫是“明”。

　　什么是“明”?乃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其中,“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对风险的管控。比如,刘邦在汉中,韩信提出“汉中对”,制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取关中,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刘秀在河北,邓禹的“榻下对”建议刘秀在河北招纳人才,对更始政权的未来走向及其应变提出卓越预见。孙权即位江东之初,鲁肃的“江东对”对于如何处理东吴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关系,提出不凡见解。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对于天下三分提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总之,“明”的第一个方面是指领导者集思广益的决策能力、判断能力。

　　“明”的第二个方面“别贤愚,辨是非”,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智伯当初胁迫韩魏攻打赵氏时,智伯身边的谋士一再指出其所处的危险局面,提醒他防止韩魏两家的背叛,他都嗤之以鼻。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纵容安禄山,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险,玄宗却都置之不理。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倾颓,无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讳疾忌医有关系。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三项功夫是“武”。

　　什么是“武”?司马光说:“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这里的“武”,不是粗暴蛮力,而是指领导者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还包括抵御各种诱惑、欺骗的能力。唐太宗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各种巴结谄媚、讨好逢迎,扑面而来,在为人处世时,能否不为所动,把持住自己,坚守原则和底线,这就需要“武”的品质。唐太宗的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邹忌与齐威王的故事。

　　邹忌是齐威王的辅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问妻子:“我与城北的徐公比,哪个更英俊?”妻子回答说:“当然是我家先生最帅气,徐公怎么能比呢?”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齐国出了名的大帅哥。邹忌虽然心里很得意,还是不自信地问侍奉自己的侍妾:“我与城北徐公,谁更英俊?”侍妾说:“您当然比徐公更帅啦!”次日邹忌接待一个来访的客人,也问了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徐公不如您帅啊。”

　　不久,城北徐公来拜访邹忌,邹忌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觉得自己实在比不上人家;揽镜自照,更是觉得差远了。这天晚上,邹忌失眠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好笑:妻子说我美,是对我有偏心;侍妾说我美,是对我有惧怕;客人说我美,是有求于我而讨好我嘛!我怎么能当真呢?

　　第二天来到朝堂上,邹忌把自己的感悟与齐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长地说:“如今的齐国,疆域辽阔,方圆千里,城池多达一百二十座,您身边的侍姬、近臣,无不偏爱大王;朝廷里的大臣,无不惧怕大王;举国上下,无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您一定深受他们的蒙蔽,听不到真话了呀!”治国理政,没有比领导者听不到真话更可怕的了。

　　领导的治理方式:

　　官人、信赏、必罚

　　司马光所说的“治国之要”也包括三项内容:“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方式。这些治理方式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唯一办法。他说:“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

　　《资治通鉴》记载了刘邦总结他打败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手下有以“汉初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失败。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他为什么能成功时,提出五条用人经验:一是用比自己强的高人;二是用有缺点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长,弃人之短,即所谓“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讲真话的人;五是华夷一家,用人不讲出身,不搞小圈子。

　　刘备临终前说马谡不堪重用,诸葛亮却派马谡守街亭,导致第一次北伐受到重大挫折。马谡是参谋型人才,“南蛮之人,以攻心为上”就是马谡的意见,诸葛亮采纳了,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地区。但是,这次守街亭,诸葛亮却犯了用人不当的毛病。

　　《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所以,重用纸上谈兵一类的人才,是领导用人的大忌。《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讨论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书,其中所蕴涵的领导智慧,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毛泽东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用兵尚权,所谓“充满了辩证法”,就是不搞教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有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鼓动下,要诛杀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对。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进京来逼太后让步。对此,陈琳很不以为然,因为这样虽然表面上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旨,实际上却是用军阀来胁迫太后同意诛灭宦官。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他说:“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陈琳的意思是:你军权在握,先把宦官办了,然后再慢慢与太后解释。这是符合民心、符合大道的事情,为什么去找外军入京胁迫太后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外军入京,你能掌控得了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唐人赵蕤的《长短经》里有系统讨论。其主要观点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理论和方针。王道、霸道、强国之道,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因时势的需要而改变。不可以认为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治理模式或处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经”,很可能胶柱鼓瑟,犯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就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78年改革开放,就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

　　军师庞统建议刘备入蜀,径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庞统就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在儒家的“政治正确”里,曾国藩独具慧眼,看出来了,他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所以,读《资治通鉴》,不光要读它“正”这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要读它“奇”这一面——兵家讲用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如果说修心之要三“仁、明、武”、治国之要三“官人、信赏、必罚”,重点要求领导者修炼内圣外王的领导资质,那么,“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就是一种很深刻的实践型政治智慧,是有丰富实际政治经验人的心得之谈。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中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资治通鉴》在推崇大道的同时,不乏权变、谋略与辩证法的智慧,这也是它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