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龄化与养老难问题的思考

有数据显示，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面对未富先老、老龄化社会来临的挑战，政府和民众都应该未雨绸缪，早作打算，及时调整养老金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切当然会涉及人口结构调整，但短期内无法解决。如果现在不重视，生育政策不变，那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无解。中国该如何解决养老这一难题？有什么养老模式可供选择？又该采取哪些措施调整人口结构呢？

　　中国迅速迈进老龄社会

民生涉及诸多方面，比如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虽然眼下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很多，但你到农村走走，印象全不一样了，基本都是老的老小的小，田间地头中青年很难找。从农村开始，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

哪怕你现在还年轻，都会遇到父母老了怎么养，自己老了去哪里养老的问题。说在家养老这不现实，因为你的下一代还要工作，不可能天天照顾你。花钱雇人？现在差不多都是独生子女，谁家都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更何况那些无子女和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还有子女在国外定居或在外地成家立业的空巢家庭呢？所以，将来大家只有集中住在一个地方——养老院，养老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性。

据预测，未来二十年将是中国老龄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2013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2亿。到2033年，也就是20年后，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也就是说，三个半中国人里就有一个老人，还得算上孩子们。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87亿，那时三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老人，比今天的欧洲和日本都严重。那时，中国实际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到底有多少？仔细算算，还真不多。

随着我国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越来越长，中国人现在平均寿命是74.5岁。长寿带来一个最现实问题：一个人活过了90岁，他领退休金的年头可能比他的工龄还要长。

　　中国人养老出路何在

国际上通行的养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现收现支型，就是把你工作时缴纳的养老金存起来供你退休后养老，这种方式太慢，太低效了；另一种是代际之间的循环型，就是下一代人缴费养上一代人，循环滚动。

我国实行的是两者结合方式。现行的养老体系为三支柱结构，主要是从责任主体角度划分的。政府管理的社会养老保险为第一支柱，企业缴费的企业养老保险为第二支柱，个人缴纳的个人养老保险为第三支柱。从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看，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部分累积制，社会统筹部分为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部分是累积制。可是我国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下一代人数骤减，出现了天量的资金缺口，他们交的钱远不够我们这代人养老。靠现有机制不能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

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方式可以有多种，思路之一是以房养老。比如一对夫妇老了，子女不在身边，又没有办理养老保险，那该怎么办？如果住房在自己名下，当初是花100多万元买来的，现在涨到了几百万元，问题就能办了。可以把房产信托给银行或社会机构，先由他们垫款给老人每月生活费，或者送老人住进养老院，这叫做倒按揭。因为房子的地段不错，银行与信托机构可以代收房租，也可以获得将来的优先购买权。因为谁也说不好自己还能活几年，有的人可能寿命长些，有的人可能寿命短些，但参加的人多了，以房养老这种模式就能填平补齐，自己调剂过来。而社会机构也愿意接受这种模式，因为城市不动产价格在通货膨胀之下要比现金保值得多。

一家一户模式或政府垄断都负担不起整个国家的养老事业，只有动员社会力量，发展行业化、社会化养老才有出路。中国的老龄化也预示养老产业将出现巨大商机，专业化的养老院能够吸收大量人口就业，而且具有永续性。一群打零工的保姆通过职业培训成为专业机构护士或技术人员，从事着一份有尊严、有保障的工作，住在城里，每天正常上下班，再建立他们自己的小家庭，送孩子进幼儿园，就近上小学，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福音？不是中国进步的标志？　适时调整人口政策

30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出生人口减少了4亿。但现在看来，也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帮助减轻家庭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从近年的统计数据看，无论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欧洲，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妇女总和生育率全球最低，日本、韩国紧随其后。因为抚养、教育孩子的成本太高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干脆选择不婚不育。这样下去，将来真的可能需要大量引进越南、朝鲜、菲律宾和南部非洲移民，现在已经显出危险苗头，在东北和珠三角存在多年的外国黑工现象已经敲起警钟。

我国城乡分离的不公平户籍制度必须改革，更要坚决打破歧视性的二元化身份壁垒，还要给那些偷生出来的“黑小二”、“黑小三”们都报上户口。都是中国人，就不应该有公民权利上的差别。我国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数字是13.4亿，真的只有这么多吗？国家规定一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如果一对夫妇跑出来偷着生了三个，那3个孩子不给上户口，不让上学，你能统计的出来吗？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德国看过一个电视辩论，有妇女说：“你们这些不生孩子的人，国家应该向你们征收‘不育税’。你们不生孩子，德国还有未来吗？”这些职业妇女说：“为什么要交税？我们缴过养老保险，老了花自己的养老保险金。”有子女的妇女说：“我们家生了3个孩子，他们长大了要照顾你们养老，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出奶粉钱，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得好，他们长大后才能给你们养老。”我听完触动非常大。那时中国社会还没有出现老龄化问题，正在享受人口红利，到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中国人未富先老，提前进入老龄社会是必然趋势。养老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养老院养老等，还有以房养老等信托方式。不管怎么样，家庭无力解决的应该由社会解决，社会无力解决的应该由政府解决。生老病死，在大家各尽其责之后，只能由政府最终托底。

　　养老产业将大发展

据一项调查显示，城镇离退休人员一年的退休金高达3440亿元，还不包括医疗费及其他，若按80%的消费比例计算就是2750亿元。城市和农村还有不拿退休金的老人约6200万，按居民最低消费额2000元计算，消费总额可达1240亿元。城乡老年人消费总额能达到4000亿元，揭示了中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巨大市场空间。

随着营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长寿老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大量帮助和照料。现在夫妻双方都在外地工作的情况非常普遍，家中老人的照料越发成问题。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健康状况更好，退休并不等于退出社会生活，他们还有巨大的文化消费需求。具体到项目层面，比如办养老院、办老年大学、建康复中心，开展适宜的文化体育、养生保健活动，真的很有市场。在日本，银发产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老年人儿女不在身边，平日孤独寂寞，健康不佳，情绪容易失落，看电视、养宠物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他们尤其需要心理关怀。现在很多是靠志愿者抽时间去陪伴照顾老人，将来应纳入政府和其他团体的社会工作计划，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人自己也得吃饭，不能要求他们一年365天都无私奉献。只有通过产业化、制度化途径，才能做到日常花、全面化，从根本上防止一窝蜂怪象，只在某一天集体搀扶老人过马路，到重阳节才集体去给老人洗脚，这不能算是真心关怀。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韩秀云）

【作者介绍】

韩秀云：就教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顾问及经济频道首席顾问、《经济日报》总编室经济顾问。

1978——1984年在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4年底至1991年底任教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87年获得清华大学教学工作优秀奖。1991年底—1993年公派德国科隆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1993—1995年在德国慕尼黑国防大学经济管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回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MBA、企业总裁、政府官员已逾数万名。

主要研究领域在宏观经济分析、西方经济学、金融以及产业经济趋势研究等方面，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清华大学学报》、《南开经济研究》等国家级和省部级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6项。

学术专著多部。其代表作：《推开宏观之窗》2004年获第14届中国图书奖，2011年出版第三版、2008年出版畅销书《看不懂的中国经济》，获2008年最佳商业图书奖。2009年出版《金融海啸与我何干》一书，获2009年度输出版优秀图书奖。2013年8月出版《中国新趋势》。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名家论坛》主讲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