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时代需要国学，民族需要国学

有两个日子很有意义：一个是1988年1月28日；一个是2009年10月28日。在20年前的那个日子，诺贝尔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他们非常忧虑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提出人类在新世纪要生存下去，需要到2530年前“汲取孔子智慧”，达成所谓“巴黎共识”；去年的10月28日，美国有40多个众议员院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个议案，议案的题目是：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为什么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国际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孔子，投向孔子智慧？原因非常清楚，这就是人类在异化！人类异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朝“物”异化，这就是通常所谓“物化”：要么器物化，要么动物化。所谓器物化，就是人类日益向器物方面发展，人类生命和生活日趋机械化，工具化，模式化、虚假化；所谓动物化，就是人类向动物方向堕落，就是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你争我抢，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一味竞争。总之，当今人类社会已走入一种非常状态：蔽于用，役于物，迷于客——被实用所蒙蔽，被物质所奴役，被客观所迷惑。美的东西（艺术欣赏）和善的东西（宗教情怀）实际已渐渐远离人的生活和生命，人的胆量越来越大。在当今中国，情况更是不容乐观。究其主要原因，就是九十多年前五四运动的打到孔家店，四十多年前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的民族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这就是一味西化，一味专业化，把教室、课堂变成了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用当年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话说，就是没有把人当人一样来培养。

那么，为国际有识之士所关注的孔子智慧究竟是什么？国学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只有两个字：人本。所谓国学的定义只是两个字：人学。当然这是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较而言的。基督教文化基本说来是神学；佛教文化基本说来是鬼学；科学文化基本说来是天学，中国文化，中国国学基本说来是人学。人本、人学的基本意义是，一切从人性观照出发，最后落实到人性关照。孔子主要是“在自家生命和生活上理会”（梁漱溟语）；国学，人学所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人是什么，人的生命应如何开展，什么样的世界才是人的应然和理想的世界。什么样的活法才是人的应然和理想的活法。因此人类社会运行到一定阶段，每个个体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国学自然就会成为一种必然需求。

那么人是什么？我们先圣先贤有非常高明的见识。基本说来有二。其一，身+心，人由身和心两部分构成。这是孟子最早作出的划分。孟子为何做如此划分？目的有两个：一是区别人和禽兽；二是区别小人和君子。因此如此划分意义重大；其二，人是有限的存在。认知能力有限，行为能力有限。所以《中庸》在其第一段就讲：“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就是说人的有限性是客观存在，而只有人类才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所以只有人类才有所恐惧，有所戒慎，才有敬畏之心。而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这种有限性更为突出：无知、无力、无助、无奈。因此总幻想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来支持他，辅助他。于是神便被人类创造了出来。于是神就成为了人类社会的起点。于是神便帮助人类走过了他最蒙昧、最困难、最黑暗、最同时也是最漫长的历史时期，这就是康德划分的所谓“神权时期”。

那么神靠什么帮助人类开启了社会，走到了今天？神或宗教的基本功能是什么？神或宗教的基本功能有二：一是给人类提供了希望和慰藉，稳定了人生；二是给全社会提供了共同的认知中心，借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神”功德无量，没有神就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人类的的今天。但是，有一个基本思考不能不进行，这就是唯“神”行不行？也就是永远听命于神，人类永远生存在神的世界可不可以？回答是否定的。人类不能唯神，原因很简单：其一神是人的生命之外者；其二神有局限性，只指向人的灵魂。什么是灵魂？就是死后的心。因此神有不可否认的先天缺陷：出世。正如加拿大一个谚语所说，人人都想见上帝，但是人不死怎么见上帝。所以“神”不能使人最终得到完整的安顿。如果唯神，其结果必然是人的理性不能发育或丧失，必然导致精神迷信，乃至全社会的宗教迷狂。果不其然，中世纪终于来临了，人类终于遭遇了历史上第一次危机和黑暗。什么危机？唯神的危机；什么黑暗？唯神的黑暗。神终于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

面对如此危机，人类不能不做出新的选择。于是人类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走入了第二个世界：“物”的世界。时间1760年。从此瓦特的技术革命，牛顿的科学革命出现了，工业时代来临了，科学发育了，物质文明发达了，人类社会获得了加速度大发展。因此我们说“物”功德无量。人类社会不能没有物，不能没有科学。没有物人类不能存活，没有科学人类的物质生活就不可能越来越方便和舒适。

但是同样有一个基本思考不能不进行。这就是唯“物”行不行？也就是说人类只是生活在“物”的世界，永远听命于“物”，像动物一样圈养或散养，像机器一样构造和运转可不可以？回答自然也是否定的。原因同样简单：其一物是人的生命之外者，即先人所谓“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其二物只指向人的身体，或曰只对人的物质生活负责。所以“物”同样不可能使人生最终得以完整的安顿。如果唯物，其结果必然是理性丧失，必然是物的迷狂，必然导致物的危机。果不其然，一战爆发了，二战爆发了，越战、朝战、伊拉克之战此起彼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生存环境恶化了，资源枯竭了，该黑时不黑，该冷时不冷，该静时不静，该下雪的地方不下，不该下雪的地方乱下；人的生命也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艾滋、萨斯、疯牛病，最近英国人震怒了，餐桌上竟然出现了克隆畜肉，宇宙的生物链正在或已经在改变！人类越来越生活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吃的、穿的、用的越来越假。连人的本能：生育都即将虚假化，即将被机械、工具所取代，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从机器里走出了一个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来，克隆人嘛！人都可以批量生产了。多么可怕！科技和资本这两个庞然大物的无情运作，已日益超出人和人的组织驾驭能力之外，已几近失控！人类面临重大生存危机。怎么办？世界有识之士在思考。于是就有了上世纪末诺贝尔获得者的巴黎共识：到2530多年前汲取孔子智慧。

孔子智慧是什么？不是别的，孔子的智慧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曾经做出的最伟大贡献。这就是孔子揭示了人类属于人类自己的世界：心的世界。道理很显明，首先人不是神，所以不能唯神，不能永远听命于神，生活在神世界；其次人不是物，既不是器物，也不是动物，所以不能唯物，永远听命于物，生活在物的世界。人是人，因此只能生活在人的世界，心是人的主要构成，因此只能生活在心的世界。心的世界才是人类的应然世界和理想世界。

然而人类属于人类自己的世界世界是唯心的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人是身和心的共同体。要安顿身体离不开物，要安顿心灵离不开神。因此孔子所揭示的属于人类的世界是神、物、心三位一体，以心为主宰的世界。

那么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如何生存？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如何开展，什么样的活法才是人类的应然的理想的活法？可以肯定说，不是神的生活，不是物的生活。而只能是心的生活。心的生活才是人类有资格、有能力过的，属于人类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五四时期北大教授辜鸿铭先生所谓的“心灵化的生活”。而这种心灵化的生活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

具体说来就是，其一，不是到彼岸世界寻找解脱，而是在现实世界好好活着，做好人，做君子。从小活到老，被人养，养别人，再被人养，三个阶段都用心度过，享受生命的全过程。也就是庄子所谓“尽其天年而不中道夭”；其二，人生绝不是追求物的最大满足，而只能是追求心的尽可能的愉悦。吃好穿好，身体健康不是目的。吃好穿好，身体健康的目的是心的愉悦。心的愉悦才是人生的主要和唯一的目的所在。以心的愉悦为目的的生活就是心的生活，就是身心合一的生活。这就是庄子所谓“善生而善死”。从生到死才是一个完整生命。人生在世所能做，所必须做的就是打点好自己的小生命，做好一个自己。只要每一个人都打点好了自己的小生命，做好了一个自己，那就会实现人类大生命的良性循环。

这就是孔子的智慧，中华民族的智慧——生命的大智慧、大教养、大见识。这就是国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而如此智慧、精神、价值如何得以具体认识和把握？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打点好生命，做好人，做君子，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我们只能向先圣先贤讨教，向我们中华经典讨教。或曰其唯一指向就是中华经典，就是五经和诸子，包括宋儒所辑定而倡为人生必修课的所谓“四书”之属。

庄子说，五经者，“先王之陈迹也”。经典是我们的人文祖先社会活动最有价值部分的追述和记录，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基，中国文化的所有产品都是从这个根上长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都是从这个根上生发和确立的。《尚书•序》说，三皇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五帝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中华经典昭示着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基，涵寓着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道。中国文化绵绵不断五千年，就是从这条道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因此何其神圣，何其重要！

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自“五四”以来，五零后汉字改革以来，尤其是六零后文革以来，我们民族的经典被束之高阁了，日以走出了国人的生活，日以远离了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于是造成了一个直接的社会结果：中国人不认得中国字，中国人不读中国书，不读自己的经典。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现象：盲目舍己从人，一味追从西方强势文化，从而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失去了文化的自信。国人日渐丢失我们中华民族原有的“优质”信仰，没有了敬畏之心，没有了宗教情怀，没有了精神支持力，没有了精神家园，没有了高尚，没有了贵族。于是诚信流失，道德滑坡，走向浅薄，走向功利，甚至走向疯狂，走向罪恶。

怎么办？要启蒙，要重新启蒙。不仅要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娃娃们启蒙，同时很重要的是对成年人也要启蒙。国人需要启蒙，亟待启蒙。启蒙当然也完全可行，因为国学有着无以伦比的强大生命力。国学虽然遭遇到三次严重打击：五四、文革、改革开放，但并没有灭绝，依然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保留在民族的基因里。于是就有了时下日益加温的国学复兴热。于是一批批成功的企业家，一批批在岗干部走向国学研习班。于是也就有了这部摆在大家面前的《国学启蒙金典》。我们整合和集中了国内一批有人文情怀、国学热情和一定国学修养的中青年学者，倾力尽心编辑了这套小书奉献给大家，奉献给社会，奉献给时代。

唐代韩愈先生说：“读书必先识其字。”人生为什么要读书？因为《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人的性命是上天大自然赋予的。但上天只是给了每一个人的性命，并没有赋予每个人完成这个性命的才能和本事。这种才能和本事从哪来，只有学。所以孔子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而乐以好学者自居。那学什么？一是文，二是献。所谓献，就是有形的事物或人物。所谓文，就是书。所以读书对于人生来说至关重要，读书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方式。然而读书则必须以识字为前提。而韩愈所谓“识字”的基本含义是：识古字，知本义。这对于我们当代只认得文字改革后的字，即简化字而不认识繁体字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困难，甚至难上加难的事情。为此我们特意为每部经典的每个字标注了字音，但望为大家的国学研习提供更多的帮助。

爱默生说：“直接阅读上帝。”就是说我们不必看祂的照片，看祂的复印件，而要直接看祂上帝本人。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读书要读文本，要读经典。我们不要为图一时方便省力而读所谓译文，读白话译本，甚至读译文节选本，即使详注本也最好不读。因为诸如此类都只能拉大与文本，与元典的距离，都不可避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臆解、曲解、偏失，乃至误解。更何况我们处在一个写书人比读书人要多的时代。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有君子小人之分。荀子说：“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为人之学是“见知于外”，为己之学则是“欲得之己”，“君子之学在修身”。所以读书是个人行为，不必像某些媒体人物那样作秀、显摆、演戏。读书也并不主要是要获取什么知识。而是要“玩味”，要领会，要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思考，“要变化气质”，读前是一个样，读后则是另一个样。也就是一定要走当年梁启超先生给我们指出的学国学的第二条道路：德性实践。

当代国人习惯于用西人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科学”的方法、分析的方法、找差异的方法、定性定量的方法来读书做学问，这大有问题。要知道中华经典，五经和诸子是人文，不是科学。所以只能作以人文关照，只能用联系的、综合的和形而上的方法去读。用分析的、科学的方法只能造就所谓“专家”。那些各读各经、各说各话的所谓“歪嘴和尚”，即所谓老子专家、庄子专家、孙子专家就是这样“炼”成的。殊不知不管老子、庄子、孙子都是人，都是中国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差异呢？！所以我本人一贯主张“老装孙子”，老子、庄子、孙子都要通。而且不仅如此，文、史、哲都要通。

眼前这部小书正是基于如上认识而编辑的，我们希望广大读者用心于此。

让我们共勉！让我们共同担当传承并弘扬中国文化之大任！是为序。

此夫张辛于北大卜彝堂

2010.11.2凌晨

（作者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国学启蒙金典》，青岛出版社，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