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主要业绩有那些？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原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2018年12月23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改革开放40年经济学思考”研讨会，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教授出席并发表演讲，他从从经济学角度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理念和经验，以下是正文。

我们经过9个多月的调研、深度访谈，以及文献档案分析，得出《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的总结报告》，并于2018年12月9日对外发布。《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都对报告做出过评论，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国内的朋友分享。

过去13年我们通过调阅中央和地方的历史记录，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北宋、明朝以及清朝经济活动的总量，发现中国经济以北宋为起点，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公元1600年明末的时候达到最高峰，占全球GDP的34.6%，此后逐步下降。中国人均GDP则从公元985年开始，基本没有大幅度提升，1700年后稳步下降。

1820年西方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全部展开时，中国占全球经济活动总量呈断崖式下降。到改革开放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总量4.9%；改革开放后，中国GDP增长远超全球平均速度，目前占全球GDP达18.2%。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是过去40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影响力第一次抬头向上。

对比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也可以发现，改革开放40年，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这个国际意义应该不言而喻。从经济学角度总结改革开放40年，有以下几条基本理念。

第一，任何经济思想的发展，必须源于经济实践。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实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思想和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的思想；后来德国经济崛起，产生了德国历史学派，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实践应该能够在经济思想层面产生自己的贡献。

第二，改革开放40年，不仅增长快，更重要的是极具独特性，改革开放的起点是政府高度控制的经济体。

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年，除了学理层面的总结，还必须研究如何推动深化改革。之前更多的总结在哲学层面，如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个是常识层面，比如产权要明确、民营经济要发展、比较优势要发挥、人力资源要提高、受教育水平要提高等。

我们要从实践出发提炼出新的知识和通用的经济学原理，扩充现有教科书的基本常识，以及一些可复制和执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等也可以借鉴的基本政策层面的经验。我们从现实和文献原始资料出发，总结了五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

第一是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没有新企业的建立，光改老企业是很难成功的。

地方政府对新企业进驻具有极强的兴趣，有极大的激励帮助建立和壮大新企业。2012年之前，主要是建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2012年之后主要是改善经营环境。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和约束非常重要。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总体上非常有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政治激励，因为干部提拔很多看经济指标；二是经济激励，因为过去很多地方税收来自企业。当然不仅要有激励，而且要有约束，如果只有激励，地方政府就可能搞地方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认为深化改革要加强和改善地方政府的约束和激励。激励方面我们强调经济激励还要加强，现在是政治激励更多，地方政府要能够从发展经济中获益，比如给地方政府更多留税，现在中央政府收很多税到财政部，地方政府留得比较少。此外还要强调加强统一司法，地方政府不能干扰跨地区的司法执行。

第二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过去40年，中国在土地转让问题上发展得比较快，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是全球第一，制造业也是，规模大概在3.5万亿美元左右，美国是2万亿多一点。制造业依靠土地转让和工业园区的建立，房地产开发也必须依靠土地，这是中国的特点。

中国居民住房消费已得到根本提升，改革开放时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是6.7平米，现在是36.9平米，质量和数量都有大幅度提升，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的发展。

但目前存在高房价和住房资源分配不均，根据测算中国是世界上第二高的房价，房价收入比达27倍，北京比上海还要高一点，是44倍多，而巴黎才10倍，东京才12倍，我们比纽约还高。

现代经济学应当更加关注土地使用权的转换，所有的经济运行都离不开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这一条被当代经济学人极大忽略。

地方政府可以在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央应该做一个基本规划。如果没有基本规划，城市没法发展，发展起来也是问题一大堆。而且地方政府可以出面帮助改善和加快土地使用权的转换，这个方面做得并不完善，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效率和公平性还要提高。

一线城市房价高，政府行为是关键。直到2014年，一线城市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不到20%，到2015年左右，才上升到30%，大部分土地是办公用地而非住宅，所以房价高涨。地方政府有自己的考虑，一线城市相比起通过出让土地挣钱，需要的是提升本地的GDP和科技发展，但这忽视了民生。

土地使用权转让方面，我们建议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从单纯追求GDP逐步转为民生改善、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鼓励地方政府从卖地套现转变为经营长期资产，只租不卖，长期持有物业，借鉴德国和新加坡等经验，土地供给向民生倾斜，增加住宅用地供给。

第三是金融深化与金融稳定。改革开放过程中，老百姓所持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增速远超GDP，金融资产与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包括银行存款、国库券、股权，以及各种债券和保险产品，现在比重达到接近400倍，而改革开放之初只有0.6倍。金融资产的重要性远超房地产。金融深化可以把老百姓的储蓄吸引到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把老百姓的储蓄再配置给企业，这是一个储蓄转换成投资的必要过程，中国经济有一半的投资是这么来的。

过去四十年我们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是金融深化，老百姓排队卖国库券和股票。第三个基本事实是基本投资的收益率高度波动。1991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的股票回报率能够达到32%，远超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但是接下来的2018年回报率只有1.3%，还不到通货膨胀率，当年的通胀率是4%-5%。

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深化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运行所必须的，只有金融稳定，老百姓才愿意买股票、投资债券，所以金融稳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国监管者做得不错，冲击银行和国债券交易的很多案子都判了死刑，但股票没有一个判刑的。

深化改革开放，要建设债券法制。首先要建设债券市场，债券相对于股票更好经营。要先把地方债剥离出去，现在地方债占用银行资源，很多地方政府发隐形债来投资基建，挤出了企业贷款规模。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地方政府举债都归拢到债券市场，不要影响银行。

而且股市的法治基础必须大大加强，目前证监会没有执法能力，证监会顶格罚款是60万，力度不够。证券相关的改革，必须牢牢夯实司法基础，现在已经成立了金融法院，还要成立金融检察院，证券检察院，更重要的是公安部要成立金融侦察局。这一条必须向美国学习，美国华尔街80年代开始反复整治违规事件。

还有一个建议是加快金融服务的开放，但是资本账户的开放要非常谨慎。

第四是以学习为导向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现在是全球第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也有全球最大的价值链和部门最齐全的生产体系，是全球第一大国际贸易参与者。这个过程大大提升和改善了国外消费者的福利，也为跨国公司产生了重多利润。

过去40年开放过程中，我们积极应对开放带来的冲击，沈阳曾经有60万工人下岗，中央和沈阳政府想方设法应对，今天沈阳整个经济精神面貌远远比底特律好，现在财政收入20%-30%来自宝马，一年有将近200个亿的财政收入。经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积极努力，我们没有产生底特律，这一条要告诉美国朋友们，不能把自己的问题推给全球化，你们自己也有问题。

由于利益相关的一些因素，2008年到2017年一些领域的开放放缓了，比如金融和汽车领域，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央领导的强力干预下，又重新加快了汽车行业和金融行业的开放。

开放最根本的作用是强迫我们去学习，这个比发挥比较优势还要重要。我们的企业家要学习，工人要学习，政府官员要学习，通过学习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从生产鞋帽到生产汽车，到生产高新科技产品，到医疗机械设备。

八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意识到搞国际贸易最重要的是学习，当时绝对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得到了重视，比如说电子行业、汽车行业，就开始开放。1984年中国政府跟大众汽车签订合资协议，要求逐步增加国内零配件的配比，带动江南一带汽车零配件工厂发展，很多产业都是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和生产国，得益于当时通过开放强迫企业去学习，这一条绝不能忽略。

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应该是以更加努力的开放和学习，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今天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对中国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封锁，不给中国科学家签证，怀疑搞高科技的人，去美国是偷技术。但越封锁，我们越要学习，重点是请进来，扩大交流和开放，促进人员的交流。重点领域是科技、社会治理、金融法制化建设、对外投资、国际经济治理等。用更加积极的学习来应对美国的壁垒是纪念改革开放和弘扬改革开放的精神最好的方式。

第五是审慎的宏观调控。中国GDP的波动很小，把GDP除以GDP增长速度，我们是最低的，比OCED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和美国都低。我们还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1986年到2017年，通货膨胀率大概在5%左右，这是很低的。除美国之外，我们比日本、俄罗斯、韩国、波兰和巴西都好。但宏观调控的手段往往过于简单，很多时候伤害了民营经济，包括铁本事件。

宏观调控是必须的，因为微观主体在经济上行和下行过程中，有自己独特的产业组织上的博弈。经济上升时期都要投资，希望能够变成老大，比如ofo和摩拜竞争；经济下行，像前两年产能过剩的时候，都不愿意退出，都希望扛到最后。这些微观博弈导致了宏观的波动，政府必须出面调整。

政府可以用市场、改革、行政命令等综合手段去稳定宏观经济，市场手段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革比如高校扩张、住房体制改革、培育房地产市场。行政手段如停止新建投资项目、强制亏损企业退出，这些加快了市场出清。

下一个改革方向是市场化和法制化。很多手段要更加法制化，而不是靠某一位领导的临时动机。另外也要市场化，比如对环保的问题，要给出一个市场化的机制，而不是靠行政命令。

从新企业的进入与发展，到土地转让，到金融深化，到以学习为核心的对外开放，到宏观调控，以上五条总结起来就是，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中国在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试错，这方面中国是最有心得的。

现代经济学应该仔细研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从而摸索出新的认知领域，既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而不是简单地发挥比较优势等。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学人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应该有信心对世界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应该有雄心好好总结中国的经验，为全球的经济学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