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企业家成为慈善家是一种修行？

“杭州第二中学的陈为根（音）是我的英文老师。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他推着一个自行车，脸色不太好。陈老师说：他本来有机会去澳大利亚一个礼拜，教了一辈子英文，从来就没有去过英语国家，他想去，可是名额争取不到。我说：没关系，等你身体稍微好一点，我送你去，想去哪就去哪儿。但是没想到两个月以后，陈为根老师没了！”

“人一辈子，有些事情早点做，可能就没有这种事情。如果我早一点碰到他，如果我有一点感恩的心去看一下老师，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我想趁着现在还有一点实力，也许能够把我们选出来的（乡村）教师... ...”

讲这个故事的人叫马云，福布斯2016全球富豪榜名列第33位，身价205亿美元；据媒体报道，在杭州，象陈为根这样的退休教师平均退休金大约5000元左右；在中国，大约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超过6.3元人民币。

不能说陈为根老师没有马云聪明，也不能说7000万的穷人都比马云懒惰，彼此收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差距，是因为人类在积累财富过程中的不公真实地存在。

这些年，很多中国人学美国几乎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从政治、文化到教育，看看中国留美学生的数量就知道。但是，有一点中国人不学，就是慈善公益捐款，即便巴菲特、比尔·盖茨等都到中国来为慈善布道，效果也不见好。这次，马云算是卷进来了，潘基文、布朗现场站台，比尔·盖茨、扎克伯克隔洋声援。

在美国，人均一年捐款大约为1000美元，在中国，人均一年捐款大约为1.76元人民币（据新华网）。据2106年胡润财富报告，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为568位，超过美国的535位，中国人“不差钱”却又“捐款”少。

在中国，能者多得几乎无人质疑，面对社会募捐，不少中产阶级认为自己赚钱不易，不该被“道德绑架”；更多富豪声称，管着那么多人的“饭碗”就是行善，自己是“捎带手赚了点钱”而已，地主家余粮也不多，虽然他开着比巴菲特贵数百倍的豪车，他一顿饭的花费超过很多人一年的收入。

中国人毫无疑问地会在市场经济学中找到点赞的理由，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会鼓吹市场就是最大的善，只要能不受约束地制定对症下药的相应方案，天底下就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们中国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一个意大利的援华官员曾经这样问我。中国人缺少社会福利，攒钱防病防老；中国富人赚点钱卑躬屈膝，不容易。意大利的援华官员反问到：难道中国7000万赤贫人口赚钱比富人容易，难道他们不看病，不养老？

经济行为、社会行为、道德行为是维系人类社会运行的三套车，中国以家庭为核心，波纹式扩张、近者亲远者疏的熟人社会，从基因上就缺少对陌生人疾苦感同身受的文化，虽然他们作出“冷漠”决定的时候，自己也心存不安。

从生物学上看，亲缘性利他和互惠性利他是所有动物与生俱来的生存策略。中国从来就不缺亲缘性利他规则，中国缺少的是互惠性利他的社会运转规则，所以，即便中国人不差钱，对社会捐款也迟钝。

康德说：“没有人注定生活在贫困中，帮助穷人维持基本的生活不再是施善，而是我们的义务。”这是对人类该如何用社会和道德行为来运转这个世界的作出的实质性表达。

1866年12月，一位31岁的美国人在日记里写到：“人生必须有目标，而赚钱是最坏的目标。没有一种偶像崇拜比崇拜财富更坏的了。”就是这个美国人，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一直逐利而居，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1886年10月，他的弟弟去世。两个月后，他母亲去世。1889年，他最得力的助手被炼钢的高炉炸死了。1901年，他拿出500万美元为炼钢工人设立了救济和养老基金。他陆陆续续在纽约市捐款建立了68座图书馆。

这个人就是美国的钢铁大王，最早倡导富翁把钱捐出来的安德鲁·卡内基，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一个有钱人如果到死还是很有钱，那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100年前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也是一个炫富和过度消费的时代。当时美国的富人，经常组织数百人的聚会，一个人一顿饭相当于美国普通工人一辈子的收入。那时的帝国大厦门前，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就像今天北京的国贸，女人统一装备着爱马仕或LV坤包一个班、一个排地走过。明星、富人风光无限，记者作家追捧他们用尽美溢之词。

谁都知道，一边是富人醉生梦死，一边是穷人生不如死的社会，将难以为继。贫困只是这个社会的瘤子，根源是人类不够聪明，缺少可靠的政治、社会以及法律安排。卢梭说：“通过法律所获得的并非一定就是正义的，法律不过是富人将最初剥夺来的财富合法化的外衣”。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饿》中说：“饥饿是人们吃不到食物，而不是没有足够的食物。”在那些政治和经济体制之为满足腐败的少数人的国家里，最需要食物的人往往得不到它。在美国，扔掉的食物占购买食物的40％之多。（史蒂芬·列维特、史蒂芬·都伯纳《魔鬼经济学》）

公益不是简单的慈善行为，而是一个基于平等、公正和社会财富有效分配的社会行动。好的慈善公益行动需要参与者的亲身感悟，需要践行着改变现实的冲动，需要他们用天鹅绒般的柔然，一点一滴地前行，以期对未来带来改变。

同安德鲁·卡内基一样，马云曾经也说过胡话，遭人鄙视，但因为陈为根老师的事，因为他自己做教师的经历，因为去年他在三亚和乡村教师面对面的交流，他开始对中国乡村教育出钱、出观点，出行动。不过一切刚刚开始，从一个企业家到一个慈善家，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们需要看好鼠标，谨慎点赞。

世界的改变不是靠几个人做了很多，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2016年5月，腾讯联合创始人之一陈一丹宣布捐资25亿港币，设立“一丹奖”，用于奖励在全球范围内对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队。“一丹奖”是全球最大规模教育类慈善奖金，也是中国第一支以独立慈善信托管理的慈善公益基金。

对于“一丹奖”“在全球范围内对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队给予鼓励”，有不少人说，中国的教育面临着高考误区、流动儿童入学、食品安全、校园暴力等诸多问题，陈一丹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拿出来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而要支持全球教育的发展？

为什么不拿出来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问问题的人曾经也在网上质问“穷人”，你们怎么不知道感恩，怎么不知道“反哺”社会。不知道群人的逻辑是什么？他们缺乏互惠性利他的规则训练。他们既然叫中国穷人要 “反哺”社会，为什么中国的富人不能 “反哺”全球呢？中国“抖”起来，全球化也功不可没，2015年，仅华为一家公司的海外收入就超过2291亿。当然，这可以看着是中国缺少互惠性利他的社会基础和道德运转规则的另一个注脚。

不难看出，今天的教育也好，扶贫也好，大多属于全球的结构性的问题，中国那么多有权、有钱、聪明的孩子都跑到国外留学去了，中国的教育和扶贫自然需要全球性的视野和观察。特别是教育，是社会公权力和个人私权利交汇最多、争议最多、口水最复杂的领域之一，更是需要看得更高更远。

有学者通过《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与《QS世界大学排名》两家机构的2015年排世界大学行榜，对排名在前五名的剑桥大学和排名在五十名之后的北京大学做了比较。

北京大学在学位授予数量、机构经费、师生比例、研究经费和知识转让方面比剑桥大学领先，而北大落后的项目是博士学位数与教师比例、教学声誉、发表论文、研究声誉、论文引用率、国际员工比例、国际合作、及国际学生比例都低于剑桥大学。

通俗地说，北大和剑桥相比，北大有点儿掉“钱眼”里了，自查自纠肯定捞不起来；北大做学问不行，但做生意很行，在知识转让方面远超剑桥。证据呢？北大在教学声誉、研究声誉及论文引用率这些与德性和学术质量有关方面，与剑桥大学差距非常之大。（何越 《北大与剑桥的差距在哪里？》）

十年种树，百年树人，教育是人类的马拉松。中国大学就像一个制造机器的工厂，现在最需要的是通过全球性滋补来恢复人性，来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不再“为钱而骄”。

钱是在市场经济下人类最统一的信仰，金正恩视美国为毒草，但他从来不拒绝美元。钱是一个最独立、最没有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怎么怎么有价值地花钱，却是一个人应该思考的事情。马云说：“如果今天我再要去追求钱，那跟猪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今天对我更重要的是把钱用在哪里，把时间用在哪里更重要。”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为了生存，都有牺牲理想，迁就现实的权力；同样，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重燃自己理想的权力。

仅此 ，希望他们的行动，能给中国的富人、企业家和公益人带去一些思考。希望他们象一百年前美国的卡内基、洛克菲勒一样，推进的是一个国家的文明，改变的是一个世界进步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