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我为什么说一统考，EMBA死了

阿泰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开着一家市值十多亿的公司，这些年，只托我办过一件事，就是读EMBA。

他十七岁就开始跑单帮，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而根据有关规定，每个EMBA班只有5%的名额留给他这样的学生。我为他当推荐人，先后报名了三家商学院，最后才被录取。阿泰读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吸吸氧，二是交朋友。

从明年开始，像阿泰这样的企业家基本上就与EMBA绝缘了。

本月，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从2017年起，EMBA统一纳入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由教育部划定统一的分数线并向社会公布，培养院校按照国家统一招生政策自主录取。”据说，这个政策的出台，“主要是针对部分院校办学定位不准、办学思想不够端正、办学行为有失规范等乱象。”

也是在这个月，还有一则与企业家教育有关的新闻。马云老师在杭州拿下300亩地，要建湖畔大学的实体校园，阿里巴巴集团参谋长、曾是长江商学院教授的曾鸣出任教务长。

位于杭州西湖鹆鹄湾附近的湖畔大学

与EMBA新制度截然不同的是，湖畔大学的入学制度是举荐制，报名者必须有三位推荐人，至少一位是湖畔大学指定推荐人，指定推荐人则包括校董、保荐人和往期校友。保荐人由校董提名并投票产生。

好吧，我们先在这里做一个投票调查：如果你是一位企业经营者，同样的学费，你是愿意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读EMBA，还是去读湖畔大学。

此刻，我在写这篇专栏的时候，当然不知道大家投票的结果，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选择前者的比例，应该不会超过三成。

这并不是说，湖畔大学一定是一所多么优秀的大学——它现在还仅仅是一个构想中的概念，但是，它符合企业家教育的基本原理，而全国统考模式，很可能让繁荣了十多年的EMBA陷入一个空前的尴尬。

湖畔大学第二届开学典礼：学习赛艇

在所有的专业能力上，有几种职业人是考试无法考出来的，甚至不是能够用学院的模式培养出来，比如作家，比如企业家，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天生地养的自由物种，他们的工作是对不确定性提出挑战，而且不能以前人使用过的方式。

阿泰，或者其他读过大学的企业家们，到商学院读书，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要一张文凭——那东西真的只值一张A4纸的价格，“百战归来再读书”，学的是各取所需。因为，企业家从来不是标准件，所以，真的无法用标准化的方式去“考试”他、塑造他。

过往这些年，EMBA教育遭到的最大的病垢有两个，一是它成为了官商勾结的温床，二是有些商学院的EMBA更像一个俱乐部而不是严谨的在职教育平台。

关于前者，这是整肃吏政的内容，与EMBA教育没有必然的关联，况且中央已经关掉了官员上学的大门，关于后者，那是各家商学院自己的事情，EMBA招生在地域和行业上没有限制，企业家如何选择，全靠口碑和自由决定，一家以打高尔夫为主业的商学院，肯定有它“精妙”的算度，且会对这样的风格承担全部的后果，马校长如果想让他的小学同桌入读湖畔大学，你何必拦着他？

在我看来，就整体而言，中国EMBA教育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上述两则，而是教育质量的提升不足。当今中国的企业发展越来越具备自己的特征，在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变革、企业组织的迭代以及技术突破的路径选择等方面，都有很多可以切磋和深入研讨的课题，EMBA实则是学院研究者与一线实践家共同参验的、最合适的课堂。

国外的EMBA课堂

但可惜的是，当今商学院绝大多数的教授们离企业实践实在太远了，他们还在拿哈佛商学院的案例上课，还在用五年前甚至十年前的PPT，或者拿几个网络笑话驱走课堂里的哈欠。过去几年，在几家知名度最高的商学院里，都发生过学员愤怒罢课的尴尬事件。

所以，中国的EMBA教育要提高质量，唯一可能的驱动者是商学院本身，教育部屈尊干预，不知能否对结果负责。

说实在的话，有关部门为什么要将EMBA纳入全国统一考试，我百思不得其解。

“官商勾结的温床”，这个事情显然不是全国统考能杜绝的，EMBA像一个社交俱乐部，好像也不是几张试卷能解决的，至于教学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则更与考试无关。

每个人，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社交图

一个最要命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够弄出一张考卷，来评估全中国的企业家，哪几个能读EMBA而哪几个不够资格吗？

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老师长得有多帅。

有关部门的这个决定，最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家群体对EMBA集体失去兴趣，转而投向于其他的教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倒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它将极大地推动民营企业家教育机构的活跃，譬如湖畔大学、黑马营、正和岛以及即将开张的新物种学院等等。

罗纳德·科斯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即改革的成果非常喜人，可是，它的实现路径无法用逻辑理性全面地解释。

教育部门对EMBA的新规定，也很可能产生具有喜剧意义的意外后果。

只是这样的过程，太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