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

人类过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说500年，有这样一个循环。从500年前哥伦布去美洲开始，就走向了全球化，人类市场在不断地扩大，分工不断地深化，技术不断地进步，财富不断地增加。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业家。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看到的，没有微信的时候，没有微信市场；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手机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创新带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财富怎么带来新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进一步将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还在重复地生产，市场上已经饱和。为什么会是这样？

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家本身在最初淘第一桶金也就是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21世纪前些年的时候，仍然是大量市场不均衡的时候。那时候，“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我们叫山寨——就可以赚钱，久而久之就不会思考怎么创造新的东西来满足市场。

另一个原因是泰勒·考恩提到的，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使得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套利而不是创新。相对而言，套利风险不那么大，不确定性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只要敢冒险，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赚钱。而创新却是完全面临不确定的世界，看到没有的东西、谁都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当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

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

更简单的说，创新企业家比套利型的企业家对制度更为敏感，当一个国家没有很好的法制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业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现在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除了互联网时代的概念之外，没有若干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刮胡刀。有一个著名的刮胡刀品牌吉列，100多年前，吉列这个人是一个小商贩，当他到处走街串巷去卖一些小产品的时候，自己面临了一个困惑：他经常刮胡子，动不动就刮破了，能不能生产出一个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所谓安全，就是一般不把脸刮破，所谓便宜，就是刮钝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不需要再去磨了。

当他找了好多个技术专家，这些人都说，No，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把合金或钢材弄得那么薄，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来。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最后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个产品。6年的时间对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来说也许是很短的，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产品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面临多少次的失败？

要是中国真的从过去的依靠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

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这里更重要的是法治，唯有在法治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

为此，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当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才真的会有新的想法。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所谓“新”，就是与众不同；所谓“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们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 ，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改革太多了。

从中国历史上讲，什么时候有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有创新，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我们也有创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而且如果没有1978年的思想解放，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希望有一天年轻一代企业家每个人都可以胡思乱想。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一个人坐在那儿是很难创新的，应该是人口规模越大创新的速度越快。中国人口占世界大约20%，但我们为世界贡献的创新到多少？有20%吗？我们历史上有过好多的创新，但在近现代，我们连2%、甚至1%都不到。按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来看，中国为世界创新的贡献应该是40%左右。我们应该在这点上感到惭愧。

最后，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说的话来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我们自己栽树，让世界其他人也能从我们种的树上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