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黄”和“蛋白”代表什么
“蛋黄”代表了某种产品的现实功能，而“蛋白”则是通过服务所衍生的潜在、外围价值。顾客通常只会想到要一个更大的“蛋黄”，但其实，就连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蛋白”才更具价值。这就如同iPhone给手机业带来的颠覆
大规模智能化私人定制
催生“工业4.0”的是消费者的个性化追求，如果说过去的企业强调通过机械化、自动化来满足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如今则要将消费数据和工业大数据对接，将生产与服务更紧密融合，走向“大规模智能化私人定制”
“工业4.0”已经成为引领制造业升级的旗帜，但怎么做才算原汁原味？是3D打印、更先进的自动化流水线，还是让机器人取代工人卖力加班？
在专家看来，“工业4.0”的本质不在机器，甚至不能算一个纯粹的技术词汇。只有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切入，才有助于厘清“工业4.0”的本质，并在中国制造的语境中找准定位。
历史：美国与德国的不同“逻辑”
德国制造业的水准世界公认，但在互联网时代却承受着冲击。“工业4.0”实践的领军人物、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李杰告诉记者，过去五年，德国制造业增长陷入停滞，“工业4.0”是德国提振国家竞争力的新思维。
德国工程院院长、“工业4.0工作组”联合主席孔翰宁曾任SAP公司首席执行官，这是德国几乎唯一的全球性软件巨头。实际上，软件业在欧洲一直比较弱势，在孔翰宁的视野中，这也是德国制造业的危机根源——因为软件和服务业的短板，德国工业界匹配不了如今的价值创造模式，经济回报被局限于硬件领域，无法充分分享高速增长的服务端利润。
而在美国，“工业4.0”的概念则早就融合在“CPS（虚拟网络-实体物理融合系统）”或是“工业互联网”等概念之中。以通用电气（GE）、波音等大型跨国企业为代表，美国的制造业不仅提供装备，同时还以信息服务的形式为客户运营提供支撑——比如GE的喷气发动机公司早已告别单纯卖发动机的模式，转而出售航空管理服务。
美国企业的商业逻辑，是以硅谷为代表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为支撑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芮明杰教授告诉记者，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更像是开发计算机的软件操作系统，而德国的“工业4.0”则偏重研究电脑硬件设备。
关键：制造与服务的“虚实融合”
在李杰为“工业4.0”造势的各场演讲中，都会用到一个“蛋黄”和“蛋白”的比喻——“蛋黄”代表了某种产品的现实功能，而“蛋白”则是通过服务所衍生的潜在、外围价值。
在李杰看来，顾客通常只会想到要一个更大的“蛋黄”，但其实，就连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蛋白”才更具价值。这就如同iPhone给手机业带来的颠覆——如果只是迎合消费者，那么乔布斯就该造出一个更好的通话机器，但iPhone却开创出一个巨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
“工业4.0”如果只看到硬件或装备之变，那就是因小失大。李杰说，解决已知问题，是一个“加值”过程；解决未知问题，才能“创值”。
创值，或者说对未知需求的挖掘和满足，只有在当今的技术背景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竞争力。芮明杰表示，催生“工业4.0”的是消费者的个性化追求，如果说过去的企业强调通过机械化、自动化来满足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如今则要将消费数据和工业大数据对接，将生产与服务更紧密融合，走向“大规模智能化私人定制”。
要满足“工业4.0”的需求定制目标，必须依靠大数据，由它把商业洞察力送达之前很难触及的深处。李杰说，循着新的价值创造思维，关键在于发现需求的缺口；而后，如何填补它就只是按部就班的技术实现。这是一个制造与服务、软件与硬件“虚实融合”的过程。
中国：有机会另辟“数据派”之路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德国，仅靠“智能工厂”走不出“红海”。
虽然“工业4.0”的本质是以数据挖掘为基础的制造业服务化，但大量德国企业依然被“制造为先”的思维惯性所左右，如果不发生改变，那么德国工厂有朝一日可能降格为美国IT业的硬件贴牌供应商。
中国的制造业不如德国，互联网难比硅谷，但依然有希望在“工业4.0”时代弯道超车。“中国没有传统的包袱，可以直接转向大数据，就像跳过固定电话直接进入智能手机时代一样。”李杰说。
中国工厂拥有全球最多的装备和用户，由此能接触到全球最充沛的生产和消费者数据。如果说美德两国的“工业4.0”分别是“软件派”和“硬件派”，那么中国是否有机会开创一条“数据派”之路呢？
李杰说，中国发展“工业4.0”，应该少谈“定义”，多谈“意义”。企业首先要辨析自己的问题，究竟是高污染高能耗、还是对市场反应不足，然后再想想怎样用“工业4.0”方式化解。
在宏观层面，芮明杰建议国家成立“工业4.0”战略研究机构，从顶层设计角度“想明白”。至于上海，应该结合自身优势和需要仔细斟酌。他表示，现在上海提的“四新经济”更多着眼于当下，其实还应对中长期变革投入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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