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

在中国，尽管有“雷布斯”、“陈布斯”等各色头衔，但他们都不姓乔。一个被反复提及，苦苦追索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

那么，反过来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乔布斯这样的创新大师、创业巨子呢？

一百多年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也问过一个相似的问题：为什么在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中，美英德法居于一流，而西班牙意大利等屈居二流？美英德法等国家信奉的主流宗教是基督教，不排斥世俗事务，提倡勤俭禁欲。这个观点后来被他写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而名扬天下。

众所周知，乔布斯并不信奉基督教。在他年少的时候，因为在教堂得知全知全能的上帝对世间的贫困“全知”，却未能展现其“全能”予以拯救而深感失望。后来，他转而信奉禅修与佛教。但是，他到印度访圣后感慨道：“也许爱迪生对改变世界的贡献，比卡尔·马克思和尼姆·卡洛里·巴巴（印度教大师）两个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吧。”显然，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并不是乔布斯创新创业的激情之源。那么，韦伯一定弄错了什么，或者是遗漏了什么。

《清教徒的礼物》这本书或多或少为我们揭开了答案的面纱，补上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所欠缺的拼图一角。《清教徒的礼物》总结了四条清教徒精神，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亲力亲为，注重技术与现场的“工匠气质”。

乔布斯和他的创业搭档沃兹尼亚克正是当年硅谷成千上万个“电子小孩”之一。在成功推出苹果个人电脑之前，他们早已无数次尝试组装不同的电子元件。后来，苹果公司推出震惊世界的三大神器iPod、iPhone、iPad，无论是外形设计还是功能设置，处处都留下了乔布斯亲临一线亲力亲为的深刻印记。

正如禁欲主义的勤勉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一样，清教主义的亲历亲为必然打破等级制度的禁锢。而这才是真正至关重要的核心清教伦理。

19世纪晚期模仿英国工业的日本，继承了至今都在困扰英国的两个弱点。其一就是等级森严，造成沟通不畅，决策低效。这在制度层面上限制了亲力亲为。其二，管理者和工人都缺乏技术资质。这在技术层面上限制了亲力亲为。

后来，日本受到德国影响，矫正了第二个弱点，但一直未能有效克服等级森严这个制度层面的弱点。直到二战战败，日本被美国占领，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进行了“经济清洗”，将总共154家大型公司的1937名常务董事及其上级别的（等级意识极强的）企业高管赶下了领导宝座。同时，麦克阿瑟引入基于清教伦理的美式管理思想。正是这一场管理革命，在30年的时间里把日本从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战败国变成了延续几十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国家——以色列来见证淡化等级制度的威力。

以色列是一个弹丸小国，人口只有710万，建国时国土面积仅有1.49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是沙漠，四周都是敌国。但是，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超过全欧洲的总和，也超过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四国的总和。2008年，以色列人均创业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

以色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炫目的经济成就，正是因为他们绝无等级制度的禁锢。以色列的军队的最大特点就是几乎没有等级之分。在以色列，每一个权力人物——包括总理和军队政要，都有一个绰号，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内，都可以用绰号来公开称呼他们。更不可思议的是，以色列军队基层人员掌握了相当多的机密信息。他们甚至可以否决掉不称职的上级！

因此，我们要真正认识到，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创新创业的死敌。这也正是中国出不了乔布斯的实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