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商道”

　　儒家思想曾造就出了中国最早的一位自由派商人子贡。说来也真是有意思，孔夫子反复宣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学生的重点也是在于德行、政事、周礼和六艺方面。对于经商理财，孔子是不太感兴趣的，甚至有些鄙视动辄言利的人。可是，他的高足中偏偏有学稼为圃的樊迟，有理财能手冉求，还出了个善于经商的子贡。

　　子贡是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他读书非常用功，认为做学问应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人品正直，光明磊落，主张贫而毋谄，富而不骄。他善于辞令，长于外交。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善于经商，做生意“臆则屡中”，预见之精准也算是出神入化了。因此，子贡发了大财，成了中国历史上“学而优则商”的大商人之一。

　　与子贡不同，他的师兄颜回却是学文拔尖，品德第一，以贫为荣。可颜回不善谋生，结果困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32岁就在饥寒交迫中去世了。另一个师兄闵子骞，也很有才学，却以外出做事为耻，只在家中进修，穷得连糟糠都吃不上。他们学问有余，谋生乏术。结果那满腹经纶，于世无补，也于己无益，想来也真是令人惋惜!子贡则不然，他把求学与致用、行义与营利结合起来。从学，则如切如磋，好学不倦，学识渊博;从政，则高车驷马，与诸侯分庭抗礼，使鲁国转危为安;从商，则预见行情，经商货殖，成为著名富翁，而赚来的钱，又注意发挥社会效益。可以这么说，孔子之所以能办成当时最大的私立学校，能周游列国，子贡的经济接济与支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儒家思想，但在儒家思想中对于经商是有重大贡献的。“义利相生”应该是说儒家对经商思想的最了不起的贡献。

　　在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的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又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思想。

　　在义与利不能兼顾时，孔子主张舍私利而取公义，舍小我而全大我。孔子的这些主张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活动深有影响。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用对待“义”与“利”的态度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重“义”。

　　同时，我们也知道，商道就是人道，就是人心之道。儒家“仁”的思想，“恕”的智慧，“中庸”的境界，都是值得我们当代人认真学习和践行的。试想，损人害人的商业行为会持久健康发展吗?唯我独尊而不懂得满足别人需求的经营行为和产品能够为企业带来发展吗?做事走极端，不能把握做事的分寸和做人的尺度，生意能够做得长久吗?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地凸显出来了。能否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也有助于启迪我们在面对义利的选择时做出符合人的道德的抉择。

　　尽人皆知，现代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对自我和社会有一点儿责任感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和践行“先义后利”的基本商业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