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槛挡住中国企业新跨越

一、我国大企业长期高速成长所依赖的基本条件正在改变
第一，劳动力价格上升趋势不可逆转。尽管我国还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但总体上人口红利的逐渐枯竭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我国传统制造业所较多依赖的年轻劳动工人，无论在数量还是工作选择倾向上都在变化。2012年上半年，我国多数省份的职工薪酬都有大幅上涨，在此背景下，以纺织服装、制鞋、电子组装等行业为代表，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纷纷向劳动力价格更为便宜的东南亚各国转移，也有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机器人代替人工劳动。但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向国外迁移和使用机器人未必是合适的选择。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使我国制造业原本微薄的利润更加微薄。
第二，在现有金融体制下资金成本越来越高。从2012中国企业500强可以看出，上榜的14家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占比远高于272家制造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比。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巨额利润，很大程度上成为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从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看，1849家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3.5%，净利润同比增长14.1%，财务费用同比增长32%。财务费用增幅远高于净利润和营业收入增幅。如果我国的金融体制不改变，短期内我国企业的资金成本压力会越来越大。
第三，国内劳工关系出现显著变化。多项调查显示，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我国企业的劳工关系维护成本大幅上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对劳资双方的约束不对等，近两年企业出现了裁员难现象，包括许多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裁员成本很高，还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企业发展活力。
第四，碳排放成为硬约束。2009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国际上，各国的碳排放政策也日益收紧。这对重化工业特征十分突出的中国大企业是巨大挑战。
第五，利益相关方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长期以来，我国重化工企业的高速成长，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或居民个人权利为代价的。但随着我国利益相关方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近年来多地出现抗议企业投资的群体性事件，我国企业特别是重化工企业的投资和扩张可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压力。

二、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难度很大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下行态势，不同于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下滑。此次经济下行，既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内经济风险骤增等外来因素影响，也有国内房地产限购、控制高速公路和铁路投资规模等国内原因。国内国外因素对于我国企业最大的影响是需求减少。就目前这两方面的实际效果看，世界经济可能陷入长期的低迷。我国经济在国内外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不能不防。就目前看，影响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因素可能有四个方面：
第一，我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房地产泡沫化的危害十分严重，主要是阻碍城市化的深层次进行、严重干扰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积聚金融风险等。由于房地产业与金融业、地方政府财政的高度相关性，2011年以来我国实施的以挤压投机泡沫、稳定房价为目标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首先已经对地方财政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对部分房地产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将来还可能会危及金融业。
第二，我国经济转型和企业转型效果不如预期。我国从十五计划以来就提出了经济转型的目标，但从目前实际效果看，经济转型的效果并不显著，我国经济结构仍然以粗放增长的重化工业为主导，技术创新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善。随着我国制造业利润率的不断降低，我国大企业也在不断探索转型升级的路径，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海外并购、技术创新都是部分企业的选择。从实际效果看，少数企业是成功的，但多数企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企业的转型仍然在探索，许多企业不容乐观。
第三，扩大内需效果不佳。每当经济下滑就想起扩大内需，但由于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推进停滞不前，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加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问题，我国扩大内需的这个战略基点还很不牢固。
第四，地方政府债务不能有效化解。随着2011年以来房地产调控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经济下行影响了部分县市的支柱企业的经济效益，2012年上半年就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加剧的现象。

三、我国大企业仍然习惯于粗放式高速增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大企业的高速增长，总体上是粗放式的。现在，我国大企业整体上习惯于在这种高速增长的粗放发展模式下生存发展。当外部条件发生根本变化时，我国许多大企业并没有做好准备。
第一，应对外部经济条件变化的能力不足。此次经济下行态势，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大企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这也突显出我国大企业应对经济下行态势的能力不足。国外大企业在应对宏观经济及政策变化方面，许多都建立了长期跟踪研究宏观经济形势、产业发展规律、竞争对手动态、产业技术更新、产业链上下游动态、全球市场变化等研究机构。相对来讲，我国绝大多数500强企业在这方面十分欠缺。
第二，管理粗放，不重视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我国大企业多数过度依赖资源、土地、劳动力低成本。科技创新力量薄弱，在基础材料、重大装备制造和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许多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第三，缺少对消费需求和消费规律的科学研究。我国大企业在高速扩张的市场背景下，过于依赖政府资源和政府政策，过于依赖大规模固定投资拉动，对消费者的心理和消费规律研究得比较少。
第四，过度依赖房地产。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和高利润率的确让我国大企业找到了一条“捷径”。许多制造业大企业纷纷将资本投入房地产。据调查，我国500强企业有超过60%的企业都不同程度介入房地产业。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落实，一些企业的房地产业务受到了较大影响。
第五，以投资传统产业的思维模式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些大企业在多种约束条件下主动或被动地开始转型。许多企业认为，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企业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马上就可以成功快速转型、可以更高速增长。其实，在找准转型方向和正确决策的同时，转型的心态也很重要。

四、中小企业遇到的困难正向大企业传导
近两年来，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之间的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但是，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我国中小微型企业遇到的危机可能正在向大企业传导。
第一，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环境恶化。广大中小微型企业所依赖的民间融资危机四伏。民间借贷是中小微型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但在近年来实业资本“脱实向虚”以及货币政策急剧调整之下，民间借贷市场出现了严重混乱。
第二，中小微型企业的困难正在向大企业传导。2011年，我国大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要显著好于小微型企业，同一行业中许多小微型企业停产、半停产或倒闭，也造成我国大企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减弱，影响了企业整体竞争力。
大企业与中小微型企业之间并非割裂存在的，而是产业链上的共同体。中小微型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来说，相当于人体的血肉、神经末梢、微循环系统，大企业相当于神经骨骼。中小微型企业遇到危机，出现大面积的停产、半停产、破产倒闭，大企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五、我国大企业的管控水平是否能更有效地配置内外资源
大企业规模巨大、分支机构众多、组织机构复杂，在多元化、跨地域经营、跨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如何建立集分权适当的管控，保证内部信息通畅、经营灵活，保证总部的驾驭能力，我国大企业也在不断探索新的管控模式来有效配置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大企业的整体管控水平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跨区域、跨产业、跨文化背景的并购后整合的管控能力。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共有154家进行了兼并重组活动，共并购重组了1111家企业，说明2011年的并购重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也有一些企业进行了海外并购。不少企业在完成并购重组之后，对并购重组后的企业的管控在产权整合上仍然缺乏有效手段。
第二，对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跨境管控能力。我国企业近年来“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境外经营的规模不断扩大。如何对大企业的跨境管控模式进行整体设计，正成为我国大企业国际化进程迫切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第三，核心业务多元化的管控能力。多元化是企业规模扩张的重要途径，如何驾驭多元化是对大企业管控能力的挑战。
第四，对产业链利益相关者的管控能力。我国大企业在产业链中通常占据龙头、核心角色。如何通过契约和监控机制、声誉机制、激励机制等各种措施，来提高大企业在产业链内部的信任度，强化产业链整合，提升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将成为大企业未来产业链整合与管控所需要考虑的课题。

六、我国大企业的国际化步伐仍处初级阶段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大企业的国际化步伐迅速加快。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海外资产估值较以往偏低，海外“抄底”机会来临，我国进入大规模海外投资阶段。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其中，成功的案例自然可供借鉴，但众多失败案例的教训十分深刻。主要表现在：对跨国投资环境缺乏深入了解，缺乏驾驭国际化经营的能力，另外对于与所在社区的关系问题尚缺乏足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