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都能研究出管理思想来,中国还有什么传统文化不能发掘?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有趣而搞怪的现象。一方面,利用传统文化以阐释管理思想;另一方面,西方的管理思想仍旧根深蒂固地在实践中操作着。正经的四大名著早已堂而皇之地摆上了企业管理讲堂,甚至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金瓶梅》也可以研究出管理学思想来。
且不论儒、释、道对中国式管理的未来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就目前社会管理思维而言,中国式管理尚未显示出任何可触动西方管理学根基和体系的力量。
众所周知,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诞生,是由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需要,经年累月逐步完善的。然而作为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国学文化,在企业管理方面始终停留在作坊式的家庭管理模式上,无法将家与企业进行有效的分离,这是中国国学在近现代传承出现断档的同时,无法实现完整的中国式企业管理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非学院派人士号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根源于周易,但其分支很细。以周易自身来说,几乎是放之诸事皆准的大成之作。其中,各式各样所谓周易与管理的研究纷繁芜杂,并无太多价值。现代管理需要的是有效推动企业运作稳定、高效,拥有传统文化思想基础并一定就适合企业运作,原因就在于理论与实践不能生搬硬套。
传统 让管理找不着“北”
事实上,自变革 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管理技术的升级,从日式管理到美式管理,从精益生产到ERP导入,从向管理要效益到提出管理也是核心竞争力,这期间对管理的引进一直是以加速度的“大跃进”方式行进。但遗憾的是,不顾具体应用条件的“拿来主义”给很多企业造成了心态迷茫和成本损失。
尝到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反虐作用的中国企业,如今开始向中国古典智慧寻找灵丹妙药,但与管理科学脱节,单纯地标榜大道无术,或许有助于个人的悟道,但对高效地管理一个组织可以说是于事无补,这条路也许方向没有错误,但这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
TCL集团(000100) 总裁李东生曾说过:“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只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将目光转向国学管理思想,无疑是业界人士近年来的共识。
然而当今社会,由于企业对国学管理思想的如饥似渴,使得大量由国学内涵引申而成的管理类书籍充斥市场,并且几乎只要了解一些国学知识,知晓一些企业管理的人,就敢站出来大谈特谈中国式管理。这好比是“劣质”风水师给客户提供的不清晰、不明确的风水周易解决之道,而只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口诀,结果就是使人们愈加莫名其妙。
而大量的国学管理书籍中,不仅以孔、孟、庄、老、墨、孙、周易为主的著作“遍地”都是,甚至连《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被“学者”冠以管理意识充斥市场。而这种现状留给企业家的迷茫就是在一片书海当中如何探寻出路,该信谁的理论?当下期望获得“革命”力量,应用中国国学管理理论“突围”的高管们,无疑会感受到思想“厚重”的压力。
台湾著名教授、学习 导师曾仕强曾在其中国式管理讲座上表示,“中国式管理很复杂、很深奥。”没有一套贯穿中国国学、历史、思想的管理经典著作,让中国企业在这个找不着“北”的管理十字路口上迷茫地徘徊着。
中国式管理争议
200余年的西方工业发展史,让其管理理论从泰勒开始逐渐趋向成熟。相对于在近现代出现断档的中国国学理论,当今与西方比拼管理制度的完善性,显然不占优势。而大众对国学知识掌握的良莠不齐,也是国学管理形成系统理论的屏障之一。有管理学家曾说过,“不仅现在的中国管理层,包括企业的全部员工在内,多数自小就没有接触过规范的国学基础教育,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如今却期望以国学来统一思想、管理企业,立竿见影看成效,岂非天方夜谭。”
而复旦大学经济学首席教授苏东水先生认为,“中国式管理就是以中国管理学、西方管理学、华商管理学‘三学’为理论基础,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和治国论、治生论、治家论、治身论‘四论’,再加上人道、人心、人谋、人缘、人才‘五行’与和贵、和合、和谐‘三和’为主线,凝练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管理思想精华的现代管理模式。”
而这一看法正体现出当代国学管理探索中出现的尴尬,即所谓国学思想过于庞杂,五花八门。究竟怎样的体系能够支撑建立中国式管理体系?应该不是靠《红楼梦》和《金瓶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