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商业秩序 建企业制度

　　出生于1950年~1964年  寻商业秩序 建企业制度

　　采访·撰文/潘青山

　　“我要注册企业！”

　　“你想注册成国有性质的企业还是集体性质的企业？”

　　“我想办自己的企业！”

　　“你走错门了！”

　　这是现任用友软件(29.00,0.10,0.35%)董事局主席王文京在1988年12月6日想注册时遇到的尴尬一幕。当时能在北京海淀区工商局企业登记处登记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没有别的选择。很多人为了省事，都挂靠在一些国营和集体企业下。

　　24岁的王文京没有选择挂靠。他转身走进旁边的个体科。这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年轻的副科长，在这里拿到了一本个体工商户的执照，从此走上了“个体户”之路。

　　尽管在心理上要接受从“国家公务员”到“个体户”两者之间巨大的身份落差，不过在王文京看来，办一家有着清晰产权的企业在未来更为重要。王文京和苏启强创办的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成为北京中关村(6.53,0.14,2.19%)地区创办的第一家私营企业——自此，中关村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直到今天，中关村仍然是IT创业者的寻梦乐园。

　　“给自己干的”制度的实践者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讲述的王文京创业故事的背后，体现出来的时代意义，是与伴随变革 开放诞生出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相比，经过了十年商业启蒙教育后出现的第二代企业家的创业土壤。他们已经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开始了自觉地思考股权分配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1985年，林聪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说自己“不愿意一杯茶一张报纸”耗费青春，因而从政府机关辞职，开始辗转青岛、杭州等地，卖过茶叶、拉链、服装等。1989年回到晋江老家，网罗亲戚朋友等12人，租下500平方米的福利院后，10月，投入7.2万元的小厂开始运作起来。这个小作坊即九牧王的前身晋江磁灶福利制衣厂。

　　1992年福利制衣厂更名为“晋江九牧王制衣有限公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直营模式的销售办事处。这一创造性的新营销模式，让九牧王在数年后获得了“西裤之王”的称号。1996年，九牧王销售额突破1亿元。同年，九牧王(福建)服饰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此后，其销售额一直以30%左右的速度保持增长。2008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林聪颖计划用4个亿来进行国际化布局，并先后与三个跨国咨询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世界顶级的终端形象顾问公司德国BBP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托管公司奥美。2009年，九牧王将聘请IBM进行流程再造。

　　民营企业在此时已经有了野蛮向上生长的力量。1992年3月的“邓小平南巡”——这一从没有在官方文件中出现的词汇，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一个最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关于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一整套政策、法规在这一年开始基本形成，这亦标志着我国股份制企业开始走上规范化道路。那些熟谙中国国情的人，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业机会。从1992年2月至8月，北京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增长，库存的公司执照全数发光。

　　与此同时，在政府官员中出现了一波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被称为“92派”。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兼任《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的陈东升是其鲜明的代表之一。他创办的嘉德拍卖公司在4年之后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拍卖公司之一。他的两个弟弟陈显宝、陈平在其带动下，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民营快递公司宅急送。

　　比陈东升更早“试水”商业的国家体改委干部郭凡生，1992年白手起家创办了慧聪公关信息咨询公司，郭凡生在公司成立之初的头一件事就是确立了劳动股份制的雏形，将“单个股东分红不超过分红额10%，股东分红不超过30%”，亦即“每年分红的70%作为劳动分红给职工”写进了公司章程。郭凡生个人拥有公司50%的股份。

　　2009年，郭凡生将18年来掌控家族企业的经验升华为理论与思想，出版了第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中国模式——家族企业成长纲要》，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给自己干的制度，才是最伟大的制度。”同样是国家体改委干部的冯仑(郭凡生的同事)，正是“给自己干的”制度的实践者。在海南，他遇到了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他们通过倒卖批文和炒作土地，获得了第一桶金，并被后来者称为“万通六兄弟”，在不久之后，均成为中国商业精英的代表人物。

　　财经作家牛文文评论说，这一批人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他们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具有管理现代企业的知识基础，并拥有良好的人脉和政府资源，对于社会发展方向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大胆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当年“万通六兄弟”之一的潘石屹现在是SOHO中国联席总裁，回忆自己的创业经历，他感慨地说：“如果每一步都准确地踏在点子上，那么想不成功都难。势比人大，这个大不是一般的大，大很多。”

　　把脉商业，瞄准国际市场

　　与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相比，第二代企业家对于企业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创新模式，包括商业模式、技术模式。他们在风险投资的利用上更为大胆而富有技巧，通过不断做大企业市值，以并购等手段对行业进行整合，夯实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东突西破，寻求更大的机会。

　　1994年7月1日，中国的企业终于在法律框架下步入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 新模式，开始在全国风行。

　　此前的2个多月，1994年4月，李书福进入摩托车行业，两个月之后，造出了“中国第一辆豪华型踏板式摩托车”。被称为“汽车狂人”的李书福，1963年出生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30岁之前的“生意”，都只是对财富的饥饿感，这让他从不选择行业，而只是以利润作为选择的标准。在海南房地产市场铩羽而归后，他坚定自己“实业家”的未来。1996年成立了吉利集团有限公司，1997年宣布进入汽车产业，并在媒体上将1亿元的资金投入夸大为5亿元。2005年，李书福借壳国润，成功将吉利汽车送到香港资本市场。2009年的上海国际车展上，李书福的吉利汽车炫耀般地展出了三个品牌系列(帝豪、全球鹰、上海英伦)的22款新车，并以“竞购沃尔沃”这一具有全球新闻价值的消息，足足吊了媒体一整年的胃口。瑞典本国报纸《Dadens Industri》2009年8月30日关于吉利汽车竞购沃尔沃的报道将这一猜想推向了高潮，这篇报道说，到目前为止，沃尔沃的东家美国福特公司收到的多份竞标中，只有吉利的竞标是“最实在的”。

　　同样从机关走出来的“果汁大王”朱新礼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下海浪潮”中创立汇源的企业家，通过资本跳板，实现了资产10年增值50倍以上的成绩，成了名副其实的“高价肥猪”。2007年，汇源果汁在香港挂牌上市，朱新礼持有汇源果汁41.53%的股权。不过，这头“猪”最终却没能彻底卖给外国。2009年3月，商务部明确否定可口可乐的收购，3天之内，朱新礼身价缩水33亿港元。受伤的朱新礼瞬间获得广泛同情。

　　2007年10月8日，SOHO中国正式登陆香港联交所，每股定价在8.3港元，发行15.49亿股，128.6亿港元的IPO使得潘石屹创下了内地房地产企业在港募资之最。与“大哥”冯仑这位地产思想家不一样的是，潘石屹始终是一位频频出镜的地产明星。

　　“我是中国变革 开放脱贫的榜样，很难找到在变革 开放中受益这么大的个人或者家庭，我从心里特别感激变革 开放。”在潘石屹看来，6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赶上了一个革命年代的尾巴。既有50年代企业家的较劲，也有70年代企业家的张扬。潘石屹在发表感言的时候，《公司法》已经颁布了15年。

　　备受关注的第二代企业家，通过“商业模式/技术创新+风险投资+海外上市”的模式实现了企业快速扩张，他们在第一代企业家的基础上，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新思维，审视企业的下一步发展模式、路径与战略。

　　冯仑：现在要做传承

　　“减少决策，做决策要着眼于未来，决策一次十年就够了。”8月21日，万通历史陈列馆2009新馆与龙山学校正式启动。冯仑说：“世界上的事算不准的居多，我从来都不算我们要赚多少钱，我们只算趋势、方向、危险和可能性，算那些算不清楚的账。”

　　龙山学校和万通历史陈列馆对于冯仑来说是一种传承，冯仑说：“我会花10年时间把万通生存的健康基因和价值观植入万通员工的内心，建立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我对万通的事就结束了。”

　　朱新礼：当孩子养当猪卖

　　日前，朱新礼豪言表示：留得青山在，好戏在后边。看来山东大汉朱新礼已经走出了“卖猪”未遂的阴影。从2008年9月4日可口可乐放出收购汇源的消息一直到今年3月商务部禁止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朱新礼作为汇源董事长一直处在风口浪尖。“当孩子养当猪卖”让人看到朱新礼在情感与利益上的权衡。

　　追溯至1992年，变革 开放正大踏步前行。朱新礼砸了自己的铁饭碗，辞去山东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接手县里的一家负债千万元的水果罐头厂。或许由于变革 开放的思潮影响，抑或是自己之前担任外经委主任的觉悟，朱新礼请人在正对厂大门的墙上做了“走向世界”四个大字，在当时看来无疑是对这家濒危的工厂的讽刺。不过时至今日，那讽刺已经变成了朱新礼的先知箴言。

　　李书福：准确偏执才能杀出一条路

　　9月初，境外媒体公布，吉利汽车已成为福特公司沃尔沃品牌的正式竞购者，媒体推测吉利很有可能上演一场“蛇吞象”的惊人收购，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想必早已对此了然于胸。13年来，吉利汽车从无到有，浸满李书福的血泪。

　　1996年左右，李书福买了几辆奔驰新车，又到一汽弄来了红旗的底盘、冲压件、发动机等主要组装件，造出了第一辆车。这招来了浙江省机械厅厅长的严厉批评：“胆量这么大！造轿车是由国家政策严格限制的，你不能搞的。”李书福不死心，又跑到国家机械部，得到了汽车行业是“国家垄断”的回复。

　　怎么办？李书福终于弄懂造汽车必须要上国家“目录”，他最终找到停产的德阳汽车厂，直到1998年，吉利才在临海建成了第一个轿车生产基地。1998年，第一台吉利“豪情”轿车完成下线，下线仪式发出去700多张邀请函，一些领导很担心，都不敢来。一个台州农民要造汽车，社会上一片怀疑、责难甚至警告之声。

　　可是李书福不管这些，在一次对吉利工厂的视察中，他鼓足勇气对当时主管工业的一位中央领导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当时，这位领导说“这个车看着还像样”，李书福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一位了解他的台州企业界前辈这样评价李书福：换成旁人，可能早被唾沫淹死，但他是李书福。因为他的“疯狂”和不顾一切，他硬生生在艰难的自主品牌汽车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

　　2009年3月末，李书福签署全资收购澳大利亚自动变速箱生产商DSI(Drive－train Systems International)的合约。这是吉利2006年成为英国锰铜控股公司最大股东后的又一次跨国并购。这个曾经孤注一掷的民营造车者，开始把他的公司称作“真正的国际水平的汽车公司”，“虽然规模还不是很大。”

　　李书福承认自己不止一次哭过。“奥巴马上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也流眼泪了，因为我觉得他不容易。我们有这个经历的人，都明白，要做一件事情有多么艰辛。这个跟个人郁闷都是紧密联系的。”李书福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李书福为吉利收购沃尔沃费力筹备了大量资金和土地，公布收购结果的那一刻，曾爱作诗的李书福会有怎样的感慨？

　　求伯君：成功只属于个人

　　撰文/潘青山

　　“目前我们正在做《剑网3》的翻译工作，到明年可能会正式推出北美版。”8月24日，在《剑侠情缘网络版叁》(本文简称《剑网3》)公测发布会上，金山软件董事长兼CEO求伯君告诉记者，网游的国际化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最大的工作量就是翻译。

　　从2009年初开始，继进入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之后，求伯君开始将北美市场纳入到金山国际化的版图之中。“即便是金融风暴也并不干扰我们的国际化布局。做出登陆北美的依据很简单，主要是我们的网游产品逐渐成熟，以及北美市场目前就网游市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求伯君有“中国第一程序员”之称。他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做世界一流的软件公司，让每一台电脑上都运行着金山的产品。“距离这个梦想还有一定的距离。”

　　1988年，24岁的求伯君遇到了香港金山公司总裁张旋龙，这位与中国IT产业发生了千丝万缕关系的香港商人，做出了一个决定，愿意提供一切条件来为求伯君开发软件。两年前，当求伯君拿着写好的24点阵打印驱动程序找到张旋龙的时候，他就将求伯君看作是一个天才的程序员，张旋龙亦从此成为求伯君人生道路上最大的“贵人”。

　　事实上，作为公司意义上的金山，和作为老板意义上的求伯君，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时间是1994年。这一年，香港金山被北大方正合并，张旋龙出任方正(香港)公司总裁。当时已是香港金山副总裁的求伯君，在张旋龙的帮助下，在珠海成立了珠海金山电脑公司。在张旋龙的推动下，顺应当时的商业时代特征，珠海金山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清晰的股权结构。

　　21年的创业经历，求伯君用“幸运”二字来总结。“创业的时候能够从事自己比较喜欢的行业，而且所做的也是对他人有所帮助的事情。”

　　2007年10月9日，金山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按照股权计算，身价高达10亿元的求伯君，可以说是国内最为富有的程序员出身的创业者，而这个足以功成身退的成功人士，现如今却必须再次带领金山应对新的挑战。

　　2007年12月20日，在金山工作了15年的雷军，决定辞去CEO之职，之后雷军将继续担任金山的执行董事、副主席，包括金山新成立的战略委员会主席。求伯君兼任CEO之后，开始对金山进行新的变革。

　　回首20年前，求伯君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做程序出身，我个人也很爱好这个，当时的我是对这个行业有过艰辛的努力和付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有了好的时机才能及时把握好。其实，就当时来说，中国的IT发展还处于启蒙阶段，谁也不知道未来它能发展到何种地步。”

　　喜欢开飞机的求伯君，一如既往的淡定，很少谈理想和抱负，一直在谈事情。对于成功，他也有自己的观点：“每个成功人士的历程是无法复制的，他的运气和他的贵人，仅属于他个人。但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具备出众的个人能力这个基础。”

　　潘石屹：顺应时势 顺应需求

　　采访·撰文/蒋毅坤

　　从海南到北京，潘石屹经历了市场经济从初始到繁荣的过程。

　　潘石屹对于自己这代人的认知非常低调。他认为自己这代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赶上了一个革命年代的尾巴。”潘石屹说。革命年代熏陶出来的人追求形象高大、完美，而70年代出生的人则很高调，喜欢把自己拔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而潘石屹形容自己这代人仅仅用了“交替”两个字。

　　“我看见王石，就想起保尔·柯察金了。做事总较劲，平路不走，非得上山，上山还被藏獒咬了一口。他较劲的时候心里才舒服。”潘石屹如此调侃50年代出生的王石。作为 “交替”的一代，潘石屹认为好处之一就是他对50年代和70年代的人都能理解。

　　实际上，潘石屹身上兼具50年代人较劲的劲头和70年代人的张扬。

　　较劲与图腾

　　潘石屹在与任志强较劲的时候，几乎没有自己认输的记录。2000年，潘石屹邀请任到SOHO现代城参观样板间。任志强从专业角度询问了许多细节问题，并当面提出了一大堆意见和建议。随后，任志强写了一封万言书《朋友之间的交流 潘总请我看现代城样板间》，称SOHO这种物业类型“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属于非牛非马的怪胎，设计上也就是草稿想法，北京的长安街旁边不应该有这种东西，如果不做修改，最后只能炸掉”，并自称是勤勤恳恳的菜农，而潘石屹是  精明的二道贩子，可以把西红柿卖出水果的价。潘石屹毫不示弱，给任志强回了信，题目叫《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信中除了就任志强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技术方面的答复外，大谈创新问题。

　　潘石屹的高调在业内是出了名的。摄影、写作、拍电影、拍广告，这个来自西北边陲小城的商人表现出与自己出身完全不相符的时尚。而这些对潘石屹而言不仅是“玩”，也让潘石屹成了SOHO中国的活广告。“他是我们公司的图腾。”一位SOHO中国的员工告诉记者。

　　老潘在公司的管理上显得颇有人情味。最近汉王公司送给老潘一台脸谱识别打卡机。在H1N1肆虐的当下，这种不用身体接触的打卡方式显然更让员工放心。“但是我们从来没用过打卡机。”潘石屹说。在SOHO中国，员工上下班的时间更多的是靠自己掌握。“他们要是心情不好了，早点下班走也无所谓。”潘石屹说。

　　朋友与爱人

　　有人把潘石屹的成功归功于贵人相助。从冯仑到张欣，再到任志强，潘石屹身边有一串光辉熠熠的名字。

　　冯仑作为“万通六兄弟”中的老大，在当时的万通主管的方向是战略发展，而精明的潘石屹则是理财高手，分管万通的财务。也正是冯仑，给潘石屹看了北京和海口人均住房面积的数据，这才有了逃离海南的决定。对于潘石屹来说，冯仑是个很难定位的人：“他是个另类，他没上山下乡，一路顺风，大城市成长起来的。他既有80年代人的影子，也有50年代人的影子。他是不能归类的。”

　　张欣的名片上，印的是“SOHO中国联席总裁”。了解SOHO中国之后，你会处处感受到张欣的存在，从潘石屹身上得体的穿着到SOHO概念的引进，再到SOHO中国的美式公司结构，都有张欣的影子。自从1995年潘石屹与张欣结婚之后，SOHO中国一路高歌猛进，说张欣是潘石屹的贵人毫不为过。

　　任志强与潘石屹是一对欢喜冤家，也是在关键时刻能伸手互相帮助的伙伴。在北京地产圈，潘任二人的段子耳熟能详，而两人两次“鸡蛋换粮票”的项目买卖也让双方极有默契。对于任志强，潘石屹半开玩笑地称之为“宝贝”，屡次对老潘施以援手的任志强或许真的是潘石屹的救命“宝贝”。

　　商人的敏锐

　　1989年，26岁的潘石屹来到了经济一片火热的海南，并于1990年与冯仑等人合伙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的前身)，并利用高息借贷1000多万元炒房地产，而当时的海南房地产市场正泡沫涌动，半年多潘石屹就赚取了1000多万元，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1992年，两个数字引起潘石屹的注意：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是7平方米多，海口却已达到50平方米。潘石屹迅速撤离泡沫即将破裂的海南，时至今日，敏锐的判断依旧是潘石屹引以为傲的特质。

　　随后，潘石屹怀揣着5万元到北京考察，他在当时的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到旁边有人说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在和冯仑通气之后，潘石屹拿下了其中一个指标，潘石屹正式开始了在北京市场试水的第一步。

　　1992年以后，老潘顺利地赶上了地产的景气周期，在这个被人戏谑为“盖个猪圈也能卖钱”的疯狂时代赚了个盆满钵满。

　　潘石屹的每一步都准准地踏在了点子上，连老潘自己也承认势比人大，“这个大不是一般的大，大很多。”

　　谨慎与对市场的敏感是潘石屹引以为傲的商人敏锐嗅觉，但是一旦潘石屹认定了方向，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1999年，潘石屹刚刚开发SOHO现代城，他去美国硅谷考察后，认定SOHO的概念大有可为，想在自己的项目上套用这一概念。他请了美国的盖勒普调查公司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调查，而盖勒普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是100%的接受调查者都反对这个提议。“他们都认为SOHO是商住两用，商住两用是低档次的，怎么可能是未来中国发展的趋势呢？”潘石屹回忆当年的困境。实际上，商住两用房至今依然颇有争议。潘石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关了一个星期，写了一篇文章《SOHO·居家办公·禅·酷·com》，写完之后还组织员工学习，还要求大家写心得体会。依靠这样的手段，潘石屹首先在公司内部强制推广了SOHO的概念。事实证明潘石屹成功了，SOHO现代城取得了最高日成交额3000万元的销售奇迹。

　　潘石屹是个营销人才，这一点当年在万通的老部下也不否认。“他懂得打广告，那时候没人打广告，更没人懂得造概念。”一位万通老臣回忆称，在潘石屹的主导下，万通新世界(17.85,0.60,3.48%)的推广总计花费1000多万元。这样的开销，即便是在将近20年后成熟的房地产市场中，单个项目的营销费用，也属中上。

　　潘石屹选择媒体十分有策略，那时的他虽然不懂得高深的商业理论，却有“定位”的直觉，他把更多的营销费用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这些覆盖香港的媒体上。十几年后潘石屹总结了那时的策略，他直言，那就是一个直觉的感受，感觉香港人或许会认可万通新世界这样的产品，所以就加大这一部分的投放罢了。潘石屹的投放策略也取得了成功，万通新世界开卖6天后，就有近20亿港元汇到了万通的账户上，购买商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