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录如下:
在以往的华人社会,家族企业通常是“任人唯亲”,家长式管治,目标是将家族事业代代相传;综观国家政治方面,亦自古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圣贤明君身上。由此可窥见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治”观念根深柢固。
随着世界经济大同,东方传统与西方理念正面交锋,中国人希望藉提高道德修养带来廉洁善政,管治以人为本,法中有情;西方社会则对人性比较悲观,首先假设人是自私及损人利己的,故以法制衡,违法必究。孰优孰劣?各执一词。
但观乎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腾飞,道德观念却每况愈下,道德重整又谈何容易,相信法治精神将越来越受重视。曾经盛极一时的“科龙”企业1993年已在香港上市,其创业老总潘宁谈及香港与内地经营环境差别时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时间可用于市场和业务,回到内地,你非应酬不可”,一言道破中国“人治”状况对经济发展的掣肘,同时更证明香港健全法制之可贵。
“法治”在辞渊中解释为:“以法律为治国依据,如立宪制度称法治,对人治言。”中国近代史上虽多次立宪,但法治观念仍未深入人心,值得中国人反省深思。
在企业管治中,习惯“人治”的中国企业常常碍于人情,难以赏罚分明,发生过失亦不愿承担,不敢面对现实,甚至拖延隐瞒,导致恶化。反观西方企业作风现实,一旦发现对公司不利,大刀阔斧解决,看似毫无人情味,实乃企业生存之道,正如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物竞天择”、“汰弱留强”,看似残忍,实质上却有效推动了社会进步。
近代社会发展惊人,各行各业对人才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家族公司若想跟上时代潮流,必须在体制上确立“法治”而非“人治”,才能吸引优秀人才为公司效力,以现代化管理模式,确保公司屹立不倒。李嘉诚先生能成为华人首富绝非侥幸,端赖其高瞻远瞩,以高薪广聘专才,知人善任,集中外管理模式之优点,建立优秀的人才团队,使家族公司成功迈向国际知名大企业。
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营商中的人脉关系固然重要,但终将会被专业知识所取代,希望法治能在中国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