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促企业思索东方管理模式价值

　　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尚短，真正意义上独立自主经营的企业存在时间也颇短。企业家和管理学者探索出来的模式，大多借鉴了西方管理模式。其一是西方管理模式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和改造；其二是经过引进和消化之后，企业创造出适用于自己的管理方法。

　　前者的典型案例是江淮汽车根据彼得圣吉的理论建立学习型组织；后者则是海尔用中国化的语言形成自己的管理文化“日事日毕，日清日高”。

　　苏勇分析，西方的管理学有其科学性，的确有很多理论工具和方法可以运用到中国的企业甚至是其他管理领域的管理实践当中。

　　管理的文化属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管理有其文化属性”。

　　“当代社会，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在许多方面具有领先地位，因而其学术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也就相应强大。”苏勇分析，不仅仅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如此，在于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管理学领域，更是如此。

　　一方面，管理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以往文化成果的积淀，另一方面，任何组织采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都会受到该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的影响。

　　欧洲管理模式的背后，是“稳”文化；日本管理模式的背后，是“长久和精细”文化；美国管理模式的背后，是“创新”文化。

　　在苏勇看来，管理学界的西方崇拜现象，更多的已经演变为美国崇拜。但任何一种好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只有在适合它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如今，这些公司遭受灭顶之灾的现实也非常清晰地证明了，西方管理学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并不能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所有的问题。

　　东方管理模式的特点

　　苏勇并不愿意以简单的中国管理思想来与西方做对比。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一些理念或论断，的确越来越凸显其价值。比如我们可以用儒家思想中的“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等思想来反思西方社会金融危机的成因。

　　但中国管理思想只能是东方管理学的组成部分，“东方管理思想和东方管理学，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应该包含所有相对于西方的东方国家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苏勇说。

　　但东方管理模式，远远没有像西方管理模式那样，形成一个自己的完整系统。“如果说，以前我们还因为被那些采用一整套西方管理学理论来进行管理的西方企业的成功的光芒所照耀，不敢明确提出‘东方管理学’这一学科概念的话，那么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管理学已被事实证明也并非那么灵验的情境下，我们更应以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真思考和探讨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问题，建构更适合中国和东方社会经济、东方企业发展的管理学体系。”苏勇强调，历经了30年变革 开放的中国企业，也需要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来帮助企业发展。

　　苏勇提醒，中国管理模式背后，“变通”文化、“快”文化和“过度进取”的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主导着企业家精神。

　　“别总是想着大规模地颠覆商业秩序。”苏勇提醒说，中国企业家喜欢说商战如兵战，商场如战场。但战争的目标是将对方消灭，而商业竞争则应该是双赢共存，而不是你死我活。“企业家若是有一千便急于要一万，做大而不愿意做强，那么当他们遭遇企业内部管理问题时，就很难转身。”

　　“东方管理学要提供即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社会特点的管理活动和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管理理论。用东方社会文化视角分析现有的、自泰罗‘科学管理理论’问世以来的所有西方管理学理论；探讨现有西方管理学理论在东方社会和企业中的应用效果；研究东方国家中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下对管理活动的认知和判断等。”苏勇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