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中庸哲学

 

    《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二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中庸》强调“诚”，认为“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关键。

 

    可以说，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大学中庸之道，是修身成功之道，亦是 企业管理 之道。中庸，是一种实效智慧，一门领导艺术。甚至被高度评价为“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仔细品味，受益终身。

 

    然而五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新兴人类们更多的赋予了这个词语以贬义。“中庸之道害我们国人不浅。”“世风日下，中庸横行。”诸如此句不绝于耳。中庸之道成了老好好、无原则、无主见和随波逐流的代名词，实在是我们的先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恐怕与我们这些年来，忙于学习、引进西方的大师圣经，而对先人的大智慧缺乏了解有关。

 

    动物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贪婪的，而且天生具有独占、垄断的欲望。在圈养的两只猪中，其中强势的那只猪总是四足霸占在食槽之中，不让弱势的那只猪公平进食。当那只弱势猪在食槽旁边怯怯地偷吃几口时，那只强势猪还会不断用嘴叼他，用头撞他，总之不断以武力压倒对方。这只猪垄断资源的欲望十分强烈，毫无中庸之意。

 

    人作为动物的一种，在生命意志的自私性、垄断欲等等方面，跟其他动物并无区别。虽然人类在满足欲望、攫取利益的时候更加注重跟环境的协调，但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特征与其他动物一样明显。即使在某人很谦让、很中庸的时候，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他的本性，而是被相应的环境逼出来的。

 

    可见中庸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而是一种调节自私本能、更加低成本地捍卫自己长远利益的智慧。如果走极端不需要付出高成本、高代价，那么没有哪个群体愿意中庸。如果某个群体不愿意为长远利益克服自己的自私本能、适当放弃一点眼前利益，那么这个群体也就不会奉行中庸之道。

 

    很多跨国企业的西方领导者到了中国之后感到很困惑：当他们延续西方领导模式的时候，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发现——仅仅简单复制西方最佳领导行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们究竟应该怎样“本土化”?此外，中国的领导者到底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笔者所找到的答案是，中国领导者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中庸。

 

    作为领导，在工作中处处做到以人为本，处事尽可能不过分，也不能不及，拿捏好分寸，从而形成一股凝聚力、向心力。

 

    “和为贵”的为官原则，“立中不倚”的服人方法，“和而不同”的用人尺度，“志同道合”的共创精神，“言而有信”的口才技巧，“预则立”的远见意识，“慎独中正”的魅力修养。构建和谐社会，每个团队、每个组织的领导都应该确立“和为贵”的为官原则。

 

    《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 国学 大师林语堂说：“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还把“中庸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的最高典型”而大加称赞。他说：“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儒家早已提出，领导者首先“动之以情”，然后“晓之以理”，情理相容，才能得人心，合民意。“法”当然重要，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建设法制社会，但在人情上说得过去的“法”，人们才比较容易接受。儒家并不排斥“法”，社会的分工等级，必然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在一个团队内部，制度是存在的，但如果要更稳健地发展，仅停留在“法”上显然是不够的。法是谁制定的?人，即统治者，或领导者，而制法的人的个人行为虽有合法的前提，但并不一定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领导工作既需要“法”的保障，更需要“厚德载物”的精神动力。

 

    作为领导，除了要处理“情、理、法”的关系，还要处理“责、权、利”的关系。首先说“权”，权是权力，是权变，只有手上掌握权力的人才更易于权变，善于变通。权变是为了避害就利，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利”，关于用权力来为谁谋利的问题，孔子认为，按照利益来行事，会多招怨恨。利益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以致儒家“羞于言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重义轻礼，并不是对老百姓而言，而是对君子而言的，这些君子是为政者，或准备进入政坛的人，包括他的学生。

 

    “政者，正也。”为官者最大的考验就是利益的考验，所以一定要“义胜利”，而不应“利胜义”。摆正了利益关系，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责任，否则是很难的，因为利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感叹“人才难得”了。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很多，而能掌握“中庸”的人很少，不是权力欲过盛，就是过于追求个人的利益。什么是“责”?权力本身就是责任。如果这话不正确的话，那么用人授权也就太容易了。

 

    笔者认为，领导的行为还涉及三个字：“言、行、品。”这三点其实是在情、理、法和责、权、利中体现出来的。孔子虽然肯定“讷于言而敏于行”，但他自己却是个善于说话和论辩的人，无非强调说得巧妙和精到，做到“言而有信”这正是好口才的最高境界：以最少的语言取得最大的实效。

 

    慎言，不等于不言。孟子是雄辩家，荀子也是善于演说的人，传道、授业、解惑，历来儒者无不在磨炼自己的一张嘴皮子。作为领导，好口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文化多元的今天，你如果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口才推行施政或管理理念，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你也就无法站住脚。但说得好不等于干得好，领导的“行”比“言”更重要。“行”的内容是很多的，落实到管理工作上，领导的行为应透着一种“远见”意识，慎行，就是要求不乱来，要“三思而后行”。领导的行为事关团队的切身利益，把大家带到什么地方，是能力的检验，也是修养的检验，所以，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他是注重自己的“品”的;品行，品与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说了这些，无不归结为一个字“和”。君子以和为贵，和气方能生财。可以说，“和”的着眼点在于社会乃至团队的稳定与协调，要求人们能够倾力合作、精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