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如何完美谢幕？

　　既能够获得适当的物质报酬，亦能够“雁过留名”，同时还有理想的接班人延续自己的事业与光荣，大概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想兼得的退出方式。

　　8月底，蒙牛乳业宣布牛根生辞去董事长职务，由中粮系任命新的总裁人选。

　　虽然早在2005年，牛根生就公开表示，希望自己在50岁的时候退休，同时陆续交出蒙牛总裁等职位。但是，2008年突然而来的三聚氰胺危机，打断了牛根生的退休计划，在危机时刻退出，有临阵逃脱之嫌，而今年，蒙牛顺利找到中粮接手，逐步走出危机。牛根生总算对蒙牛有所交代。此时退出，亦算功德圆满。

　　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

　　潮起而来，潮落而去。归去是“老去英雄”无法避免的人生宿命。但是，归去之后，是风和日丽，还是血雨腥风，是携誉而归，还是留下骂名，是留下一片基业，还是留下一片废墟，则大有不同。如何在年华老去时适时退出，留下完美的背影，是很多已到“归时”的企业家所关注的话题。

　　待价而沽 适时卖出

　　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追求百年老店，渴望基业常青，似乎成为一种惯性。不过，并非所有企业家都追求百年的事业。

　　事实上，企业是一种流动的资源。正如人一样，此起彼伏，本是常事。就是世界最顶尖的企业，也是时常消长，曾经的第一商业帝国东印度公司何在？辉煌湮灭，必然有新的强者诞生。纵使企业消亡，只要企业资源能够自由流动，一样可以死而不僵，亡而不散。

　　而对于个人来说，亦需要多重社会角色，多种人生追求。很多企业家到了一定程度，不再想做企业了，或者希望尝试新的社会角色，或者希望能够逍遥余生，这个时候，退出尤其需要从容。

　　在这类老而思退的企业家中，张大中的退出，最为完美。其策略可以总结为：待价而沽，适时出手。

　　2007年底，大中首次透露卖出之意。当时，张大中即将满60岁，不想再继续操持企业，而其独子则对经营企业几乎无兴趣。

　　而在出卖之前，大中还实行了一种类似于“以打促谈”的策略，2007年国庆，大中强势出击，其国庆黄金周的销售额，比国美与苏宁的总和还多出10％，而在 “十一”当天，大中公司就卖出3．5亿元的惊人业绩。

　　大中的强势，使国美与苏宁都欲尽快将其收归囊中。由此，也拉开了两大巨头之间的竞价，两家都与大中进行多轮秘密谈判，价码一抬再抬。而最后，急于扩张的国美，更是在一次谈判之后的48小时内，答应了大中电器的全部要求，在苏宁30亿元成交价基础上加价20％。最后，张大中坐收36亿元，完美转身。

　　巧的是，在大中卖出之后，正好股市从高峰跌至谷底，如果再迟卖半年，也许无论是苏宁还是国美，都不见得愿意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更绝的是，2008年11月，黄光裕被警方带走调查，而国美正好是在黄光裕被刑拘前半个月付清收购大中的全部款项。

　　相比张大中，同样超脱的朱新礼，则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可口可乐愿意出24亿美元巨资，却正好碰上金融危机，这时候的民族情绪高涨，相关部门为了附和这种情绪，否决了其并购方案。可谓一大遗憾。上月，根据汇源果汁2009年半年报，其净利润较2008年同期降幅达81.83％。

　　能够在“收山”之前，将企业卖一个好价钱，不仅是对自己奋斗的肯定，亦是未来人生新起点的资本。能够待价而沽，适时出手，最需要的是洞察时世的能力。朱新礼欲卖而不得，恰恰就是忽视了危机之下的盲目民族主义，虽然这种情绪并非合理，但是却有现实的威力，明智者不可不避。
　分家立业 各安其分

　　在华人世界，很多企业家，将企业当作家业一样经营，而一旦家业大到一定程度，则分家在所难免，在第一代企业家与第二代企业家之间，出现了一种分散的权力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出现，根源于华人世界的家族传统与人情关系。

　　俗话说，女大留成仇，事实上，企业内部的强人，亦如待嫁之女，如果无法提供合适的舞台，企业内部强人无出头之日，往往选择出走，最后甚至成为企业的对头。

　　鉴于此，很多华人企业领袖，其退休之日，就是分家之时。而最典型的，是大陆的联想和台湾的宏。

　　虽然柳传志今年复出，但是，其当年第一次退休时候的分家模式，则颇令人称道。

　　在90年代中期之后，柳传志开始寻找企业内部接班人，一开始，柳传志曾考虑由杨元庆单独接班，但是后来发现，郭为身上的某些优点，正好弥补杨元庆的缺点，手心手背都是肉，舍弃任何一个，都是对另外一个的伤害。最后，柳传志决定让他们同时接班，由此，柳传志在2000年5月将联想分拆为联想电脑和神州数码，杨元庆负责联想电脑，郭为执掌神州数码。

　　而在台湾，泛宏系统的崛起，亦自施振荣的退休开始。在宏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几大业务模块，同时，也形成了几大核心人物。施振荣在实现其60岁退休计划时，也面临着选择的困惑与艰难。几大干将各有专长，同时亦都不甘人下，实行通用式的接班模式，也许会导致另外的人出走。最后，施振荣也是通过拆分宏，实现了各自接班。2004年，富有开创性李焜耀成为明基董事长，明基开始其单飞之旅；行事稳健的王振堂则成为新宏的董事长，接替施振荣；而热衷研发与制造的林宪铭则成为纬创董事长。三人各自接班，各得其所。

　　在退休时就分好家，其优点是可以为心腹大将找到出路，兼顾人情，亦避免了企业在自己身后内耗。更不会使自己的心腹爱将因为找不到舞台，冒险自立门户，甚至成为对手，伊利的郑俊怀与蒙牛的牛根生从师徒到对手的蜕变，即是前车之鉴。

　　不恋权位，激流勇退

　　前不久，进入名人堂的篮球之神乔丹私下对其友人表示，很后悔第二次在奇才队的复出，曾经创造了无数传奇的乔丹无法在那里复制新的传奇，甚至，奇才的经历成为乔丹历史中唯一的失败。而很多人也认为，在1998年获得第六次冠军的颠峰期彻底退役，也许将使乔丹的职业生涯更为完美。

　　伟大如乔丹者，也有不自知的时候，而对于荣耀、权位的贪恋，更使很多企业家幻想在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仍然霸占着历史。全然不知天命已变。

　　无独有偶。远在东方的倪润峰，也在复出后黯淡收场。本来，倪润峰在第一次退休的时候，可谓功德圆满。在他的手中，长虹从偏居一隅，发展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彩电巨头，倪润峰也因此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的教父级人物，其本人更曾是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2000年下半年，倪润峰一度因为健康原因去职，当时的少壮派赵勇接班。

　　2001年2月，因为感觉赵勇与自己的路线有异，倪润峰决定复职，而在其复出到2004年最终被免职的三年时间内，倪润峰明显是英雄迟暮。其间，长虹被APEX诈骗44.47亿元，而在2003年，长虹竟然巨亏36亿元，同时，在发展战略上，倪润峰主导下的长虹，亦开始迷失方向。一场复出，险些毁了倪润峰一世英名。

　　在达到颠峰与开始衰落之间引退，是一切领袖明智的选择。

　　很多明进退的企业家，也大多从日照中天的“极点”到开始衰落的“拐点”之间退出。在这个时期，企业尽管在继续成长，但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已经显现微势。典型的案例是格鲁夫从英特尔公司CEO退职，以及比尔·盖茨从微软CEO退职。当时这两家著名企业依然是市场之王，但市场竞争力已经势微，正是在此背景下，两位曾经顶级的企业家理性让贤，企业获得新的发展。EMBA

　　而在大陆，恐怕最被人怀念的企业家，莫过于前科龙的掌门人潘宁了。1999年，潘宁在科龙的鼎盛时期退位，后来科龙逐步衰落，乃至最后竟然走向被并购的命运。其后的几任总裁，均被视为科龙的罪人，独有潘宁得以保全声誉。潘宁在颠峰时期的退出，可谓明智。留下的是功业，带走的是怀念，而不是相反。

　　戴高乐滚进博物馆去！

　　曾经的一代英雄，垂暮之年的戴高乐，在晚年却被民众要求退出历史舞台。

　　很多曾经的企业领袖，也面临着这种宿命。

　　退出角斗场，走进博物馆，也许是老去的企业领袖最明智的归宿。把荣耀留给过去，把机会留给未来。　舍得之道，去利留名

　　人生舍得道，乾坤珍酿中。

　　或许，在广为流传的舍得酒的广告语中，我们洞察到智者的人生选择。

　　10月6日，“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出席其母校武汉四中110年校庆时，有人计算袁隆平的身价，称其为“身家1000万”的科学家。而袁隆平则当场回应称， 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通过科学技术造福万众的袁隆平，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家，更成为一种公众英雄，他的价值，绝非仅仅以财富可以衡量。

　　同样，当企业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时，此时的企业家，就不仅是企业家，而是进化为一种类似社会英雄的角色。他们的自身价值，亦远远超过了财富本身。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企业家则更是一种类似英雄与先知的角色，而绝非仅仅是商人。

　　妄图鱼肉和熊掌兼得，却反容易在退出时出问题。今年9月，前健力宝董事长李经纬病重缺席受贿案庭审，勾起了人们对那些晚节不保的企业家的回忆。

　　作为创业者，李经纬18年打造出一个著名品牌，其鼎盛时期，健力宝贡献的利税占当地财政收入的45％。李经纬的业绩，为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他先后成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劳动模范、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但是，李经纬却并不满足，他不仅需要名誉，也希望能够有“实惠”，做到名利兼得，于是琢磨着搞产权变革 ，甚至为此进行一些违规操作，终于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在李经纬的身后，还有一长串的名单，褚时健、赵新先、郑俊怀……前期风光半生，晚期却因为无法舍弃利益，导致身处险地。可谓不智。

　　张瑞敏与倪润峰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们的MBO都基本失败，倪润峰已经退隐，而张瑞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估计也难有经济上的特殊回报。

　　不过，上帝关上了一扇窗，必然打开另外一扇窗。在精神领域，张瑞敏与倪润峰极尽尊荣。张瑞敏和倪润峰都曾先后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几乎是国内企业家能够达到的个人地位与荣誉的顶峰。而中国官方拍摄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其主角凌敏原型即为张瑞敏。

　　作为老一代企业家，他们身上，充满一种理性主义精神。都曾以“产业报国”，“创造民族品牌”作为自己的使命， 从个人角度而讲，他们也从来没有太在乎过物质报酬，使企业更强大，也许才是他们最看中的荣耀。

　　舍“利”而留“义”，往往是那些体制内的企业家最明智的选择。虽无足够物质报酬，但是，定格为时代英雄，何尝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