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刻,从业五年多后,一个“别人记忆中的人”浮现了出来。那是采访吴晓波讲过的一个人。记得是个叫做“廖厂长”的人。
那时候吴晓波还在复旦新闻系读书,系里的一个考察项目急需资金,于是登报求助。接着某天收到一份来自湖南娄底的快件。当地一家企业的厂长来信说愿意出资7000元赞助这次考察。1989年的7000元还是挺大的一笔钱。
南行路上,考察项目组特意去拜访这位好心的厂长。在一间堆满物料的工厂简陋而灰暗的办公室里,他们见到了这位姓廖的厂长。厂子是一家只有二十来个工人的私营小厂,每年的利润大概也就几万多元。
整个过程廖厂长都说不出什么,只说等考察报告写出来,希望能寄一份给他。他还透露当时正在积极筹钱,想年底时请人翻译和出版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斯·韦伯全集》。
就像吴晓波说的,在以后的生涯中,他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经理乃至“中国首富”,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有的日进斗金化钱如水……说到风光和有成就,这位廖厂长似乎都要差很大的一截。但不知为什么却常常怀念这位小厂的厂长。
此刻,我想到的也是这个只是听说从未谋面的人。并在那份记忆中,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温暖。
很多场景慢慢浮现出来。理想是劲牌食堂里的大包,理想是教堂一样的平安大学,理想是招行行长马蔚华和众人聊天时的盘腿一坐,理想是可口可乐博物馆中的第一瓶可乐,理想是“那些人”的会心微笑和一声叹息……
说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我愿意相信,以后的某天,当再被问起这个问题,我仍然留存着这个答案。一切的模式、一切的财富、一切优秀的面孔在岁月的长河里终将褪色、消逝。
而理想,也只有理想,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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