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管理能融合吗?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是寻求平衡的高手。我们渴望博采东西沉淀，纵擒古今精髓，以此来探索未来，但美好愿景不得不遭受现实了无休止的嘲讽。所以，我们对国学“入股”管理的现象抱有忧虑。“国学”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值得商榷的概念，人们在具体所指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国学的传播出现了许多肤浅和可笑的现象，这使我们怀疑：国学与管理的融合是“天朝上国”的旧梦复来，还是我们压根就当不了“好学生”？

被期待的第三条道路

博大精深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词语，常用来形容五千多年历史形成的灿烂文化。博大精深即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言简而意义深远，内涵深广而含混，具有多重解释维度。一部《论语》，有人看出了圣人情怀，有人看出了王者之道，更流传出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佳话。至今，阐释《论语》的书籍依旧洋洋大观，汗牛充栋。

解释的人都认为自己悟得了夫子的真谛，但听众群里却总有不肯买账的人。于丹借助电视媒体普及《论语》知识，这边大众正“与我心有戚戚焉”，那边一帮博士已然跺起脚来，指责于丹糟蹋了传统文化，甚至有人提出了“于丹红就是文化黑”的骇人标题。文人间的口诛笔伐是中国一脉相承的老传统。一千个观众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有关于经典著作的理解模式，尤其是认为自己深得个中真味的文化人。标准和切入的角度不同，观点的碰撞和冲击就难以避免。

孔子的时代生产力极端低下，奴隶制尚存余威，生发于那种社会背景下的认知体系是否能适应后来环境巨变了的中国？有人发出疑问。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完全淹没在铭记传统的洪流里。中国人喜欢引经据典是出了名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爱掏老祖宗的衣兜。和西方比较起来，这种向后看的思维特色尤为突出。

清末康有为看到清王朝的老一套已经不行了，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祸国蛀虫歌舞升平，腐朽的体制像枯树藤一样把整个中国缠绕得透不过气来。于是，康有为开始在广州开堂招徒，传播变法理念，并积极筹谋公车上书，企图下情上达，感动天子。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的变法依据还是来自被清王朝奉若文化神明的孔子。假托孔子提出改变科举取士制度，在康有为是得意之作还是无奈之举，今天已经不可考证，但这种现象的发生足以让人思考。

同样是变革的西方宗教变革 ，情况则大为不同。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贝格大学教堂的大门上，在该书中他深刻地批判了罗马教会的贪污腐化。除了将《九十五条论纲》送给美因茨市大主教一份外，路德还把它印刷出来，在该地区进行广泛散发。路德否定教皇和总教会会议的权威，坚持只接受《圣经》和公理的指导，路德对教会的批判完全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从未假手先贤之说。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向后看，为什么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喜欢借助他人的力量？这跟中国人崇尚融合，形成文字表达时务必形成体系的习惯和压制个性的传统不无关系。

双面融合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后人又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其所长、补己所短”的说法，一直以来，人们都非常重视吸收他人的优点为自己所用。尤其是被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经典著作，更被奉为言论的圭臬。不但学术研究者在论证时要运用经典，就是普通人说话也喜欢融合古今，旁征博引，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

融合能打破一己之私，开阔眼界。鲁迅说的“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大概就是这个观点。但是鲁迅也强调“拿来主义”的做派不是不思考无选择地拿和运用：“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地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然后，可惜的是，生活中许多人在拿来别人的理论时并没有结合现实进行选择。更为恶劣地是，还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打着融合的幌子篡改和歪曲他人的成果，制造出四不像理论。现在市面上流行将国学和管理强行嫁接到一起的流行书籍就是代表之一，这些似是而非或者说是形似而神不似的理论除了迷惑读者的视线，起不到任何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而且自一开始就把国学和管理的融合带上了错误的轨道，徒增大众因为国学受到糟蹋而形成愤怒情绪。

压抑创新的体系观

注重整体性是中国人思维的重要特点。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

中国人爱讲门派，每个门派有一定之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大的体系提出后，后面的人就只能在这个体系内进行研究。和西方从问题开始的出发点不同，中国传统学术务必形成体系，由天道而人的本性，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体系的好处在于严谨有序，一篇学术著作看下来，关于这个方面有多少人做过研究，有哪些研究成果一目了然。但是，体系的严谨在扼杀创新的活力。基于问题出发的研究更愿意把目光投注在别人从未涉足的领域，更乐于采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基于体系出发的研究则容易进入重炒前人冷饭的境地，尽管不同程度加入了新的内容，但是很难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只有少数卓越的人才能有所突破，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论述论语的书层出不穷，但大部分都是在细枝末节上敲敲打打，能够在孔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理论的少之又少。

增长中的自我意识

言必称前人是一种缺乏自我意识的体现。压制个体，缺乏自我意识在华裔学者孙隆基那里受到了强烈批判。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身”和“心”构成的“良知系统”。身是身体，肉体，臭皮囊，总而言之是行而下；心是仁，二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社会属性，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定义，具体则体现为对他人“身”的关心、体贴、照料之情。正因为“身”依靠他人、集体、社群来照料，所以中国人不会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脱离了自己所属的社群，就会丧失控制自己“身”的能力，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环境。西方人非常注重培养婴儿的排泄习惯，从小培养儿童的自我控制意识，而中国人的习惯之一是开裆裤，意味着可以随地大小便；之二是大人用嘘嘘声来督促儿童大小便，其结果是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

没有独立性就不会有自己的个性，更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一个人云亦云、唯书唯上的人，只能是一个平庸之辈。这种意识如果成了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又不去改变它，这个民族将与现代化无缘。

自我意识重要意义在变革 开放后逐渐开始成为共识，社会开始允许个人张扬自我。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多元也使年轻一代的自我意识加速萌发。从“我的地盘听我的”，到“秀出真自己”的选秀风席卷内地，个性主义无论在思潮还是行动上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而自我意识的增强使国学和管理的结合有了坚持独立思考的可能。

国学如何“入股”管理

国学如何“入股”管理，是目前学术界与企业界十分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这一话题，反对者认为这是一种“肤浅而可笑的现象”，而赞成者则认为国学“入股”管理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走向与其他学科交叉的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国学中蕴含的哲学智慧与现代管理相结合，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强烈呼声，并且在实践上做出了各种形式的有益探讨。

那么，国学如何“入股”管理呢？我认为要回答这一课题，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四个理论问题。

构建中国现代管理体系

中国管理哲学源于社会管理实践。百余年的中国企业管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提升出科学的管理思想，诸如台湾王永庆、香港李嘉诚、霍英东的管理之道，中国变革 开放后出现的“海尔”、“联想”、“蒙牛”、“万科”、“万达”、“海航”等知名企业的管理思想等，在构建中国现代管理哲学体系时，必须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国学“入股”管理，要求它必须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有无现代价值，是以它能否从哲学高度回答当代中国和世界管理界和企业界提出的各种重要社会问题作为衡量标准的。国学“入股”管理，必须要有强烈的反映时代精神的“问题意识”。诸如：①从改造企业员工积淀已久的传统心理旧习、培养现代理想人格的角度着眼，如何从国学中汲取其合理思想，为管理者和企业家构建“精神家园”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呢？②从后工业社会角度，如何将中国哲学所承袭并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转换为超越西方“天人对立”的思维方式，为管理者和企业家建构起现代生态哲学呢？③站在全球化的高度，面对各种“文明冲突”和价值多元化，我们能从传统国学特别是哲学中汲取诸如“和而不同”等文化资源，以整合、协调正处于分裂对抗的人类社会，为管理者创造一个“多元和谐”的企业环境提供理论根据呢？④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表明，人类正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向互动认知思维方式转变。在这一转型中，我们能为企业家从国学中汲取什么哲学智慧呢？要回答与解决这些问题，国学中所蕴含的极其丰富的哲学智慧（如道家的“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儒家的“中庸之道”等），需要深入地挖掘与探索。

坚持会通中西原则

构建中国现代管理思想体系时，一方面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管理之道，另一方面也提倡努力学习西方的各种科学的管理方法。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除了它的民族性之外，还有其相通性、普世性的地方，即适应于一切民族和国家管理的共同原则和普遍规律。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坚持“洋为中用”原则的同时，应反对以西方某种管理模式来剪裁中国固有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把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附庸和注解。两千多年前《晏子春秋》作者指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中国，离开中国国情、民情，照搬西方科学管理，不会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中西方对“什么是管理”这一根本问题理解是不同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技术、时间等）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管理学主要是通过各种手段如何管理别人，而忽视在管理他人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中国人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一门大写的“人学”。“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落脚点。

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它们对管理的本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者说是一门“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强调管理是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终于“正人”（或“治人”）的过程。在《论语•颜渊》篇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率）以正，孰敢不正。’”这里所谓“正”，即“正人”，包括“正己”与“正人。”所谓“正己”（或“修己”），即是修身之义，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实施成功的“形象管理”。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或“修己”）是“正人”（或“治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正人”（或“治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如何提高对他人的管理水平与管理艺术，实施有效的成功管理。认为管理者身正而后家正，家正而九族之丧祭冠昏皆正，由是而百官以正，而万民亦无不正矣。“正己”（或“修己”）是“体”，“正人”（或“治人”）是“用”，这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

坚持中国民族性

基于中国人对管理本质的特殊理解，在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理论框架上亦不相同。西方管理学体系，大体上都是按然“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这一理论框架构建的。而中国人则认为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框架应由五个层次所构成，即人性假设、管理主体、立身行事、管理模式和管理境界。这是一个由内向外的逐步推展过程。

所谓人性假设，东西方的解读也有差别。西方文化中性恶论占主导，西方人构建管理学的主要原则就是通过建立完整的法治体制和控制机制，“使坏人无法干坏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不同于动物，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的善性。所以，中国注重管理人格的塑造、价值观念的引导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等。

所谓管理主体，主要是指在人性假定的基础上，通过“自我管理”来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不管是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的君子人格，道家的“上善若水”的圣人人格，还是兵家的“智、信、仁、勇、严”为将五德的理想人格等，皆属于这一范围。

所谓立身行事，是指在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的基础上如何“做事”、如何“管事”，也就是如何在做事中努力打造一个有道德、有情义、有智慧的潇洒人生。儒家的“义以为上”、道家的“身重于物”和兵家的“以智治军”以及法家的人生哲学智慧等，皆属于这一范围。

所谓管理手段，在诸子百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家，即道家（包括黄老学派）、儒家、兵家和法家。中国管理哲学虽然强调“正己”（或“修己”）的“自我管理”，但是从来也不忽视对“正人”（或“治人”）管理手段的探讨。人的行为分为“有为之为”和“无为之为。”所以，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在“有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三种主要管理手段：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军”的智慧性管理。在“无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无为”的不同诠释，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推德”的无为而治，三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术”的无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为代表的黄老式的“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