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成功在于他的胆商和创新

    作为2012年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成功引发了人们对于他的成功奥秘的极大兴趣。他早年的一些大胆得出奇的言论一一曝光在众人面前。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莫言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是在写作时则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他不会为了迎合某些特殊的读者而牺牲自己的原则，声称“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如此大胆的言论真是让我们一些自以为大胆的人小巫见大巫，自惭形秽。也许我们感到自己冒着巨大风险已经说了不少大实话，讲了不少真话，但是和莫言相比，我们说的又算什么呢？与一些谨小慎微的作家相比，莫言堪称“认准的事，就大胆地说，大胆地写”的典范。与他相比，自以为大胆的作家韩寒等人几乎都是小儿科，根本无法在这个大胆的老前辈面前逞能。这不正中国很多作家稀缺的莫言成功的惊人秘笈吗？

    以下是莫言过去的一些惊人言论，我们自以为大胆的作家可以与之对比一下，就可以感觉到自己是多么可怜的胆小鬼作家：莫言回顾“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个“炮孩子”，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所以我的很多小说一旦发表以后，有些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彻底。”当然我不会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指《生死疲劳》），写了一个后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钱江晚报）

    莫言的这番惊人言论堪称振聋发聩，是新时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作家敢于捍卫自己写作原则、敢于在某些特殊读者面前保持自己本色的文学宣言。我国的变革 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号召人们“认准的事，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如同小脚妇女一样迈不开步子。但是我们的作家敢于真正大胆地说，大胆地写的难度确实很大。稍微遇到一点风吹草动，一些作家就赶紧变得谨小慎微起来，把一些好不容易揭示出来的问题又包裹得严严实实，甚至还能够在问题的包装上变出无尽的花样，让人看到这些华丽的包装后不仅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还产生了种种美好的错觉。其实很多问题在刚刚开始时还并不严重，如果我们的作家敢于仗义执言，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将其揭示出来，那么问题就有希望得到积极稳妥的解决。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些作家不愿意这么做，他们更多的是借助一些投机炒作来提振自己的名声而已，哪敢用手中的笔哪怕是写出一点点真话？哪怕是揭示出一点点问题？

    当然，我们的作家的大胆应该是“艺高人胆大”，而不是“傻大胆”。

如果是“傻大胆”，那么不仅无法取得莫言这样的文学成就，恐怕还会因为某些无意之中的傻大胆发言而得罪某些人，让自己从此被长期压制，长期难以有抬头之日。其实，我们的一些贪官在某种程度上比之莫言要大胆得多，但是却长期以来平安无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恐怕根本原因是另类的大胆，那就是在讨好上级上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涉及到上级的面子特别是涉及到上级的政绩方面敢于大胆地包装，大胆地炒作，在涉及到民众利益、群众疾苦上敢于大胆地蒙蔽、大胆地掩饰。李尔王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都因为大胆地包装父亲的面子、大胆地炒作父亲的政绩而倍受青睐，而三公主却大胆地讲了真话，结果让父亲很不高兴，由此倒了霉，失了宠。试想，连自己的父亲在面对自己的“傻大胆”发言时都会很不高兴，其他人不是更会如此吗？正因为如此，中国作家中能如莫言这样敢于捍卫自己写作原则，敢于大胆地说，大胆地写的人又有多少？

    不过，莫言为中国作家找到了一条很好的出路，那就是“艺高人胆大”，就是在吸取“傻大胆”教训后的积极认真负责改进。可怜的莫言在12岁时就因为傻大胆而遭遇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过分沉重的灾难。可贵的是莫言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大胆，而是通过不断地改进，把少年时的“傻大胆”逐渐地锤炼成了如今的“艺高人胆大”。他的成功不是一种必然吗？他夺取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众望所归吗？细细想来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大胆不是也有很多谨慎的成分、很多认真负责的成分在其中吗？比如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大胆的同时还有着“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谨慎，比如邓小平的“认准的事，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中的“认准得事”是不是也有很多谨慎的成分？“先试后闯”是不是也比李闯王和文革中的“闯将”要高明得多？而且邓小平还有“对的继续坚持错的赶紧改”的明智，还有承认自己最大失误的勇气和胸怀，更是能够把大胆锤炼成一种“艺高人胆大”。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莫言的成功正在于他吸取了早年“傻大胆”的教训，逐渐地把自己的大胆锤炼成为了“艺高人胆大”，这其实正是中国文学的出路所在，当然也能够给中国其他方面的突破提供一种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