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族企业求解创始人依赖症

尽管已于年初宣布退休，但上月87岁的“香港珠宝大王”、“香港地产四大天王”郑裕彤病重入院治疗的消息一出，当日其旗下公司股价还是出现下挫，其中新世界发展下跌超过2%，周大福跌3.55%。

可见，市场仍然将郑裕彤视为郑氏商业王国的精神领袖，依然未能摆脱对这位创始人的信心依赖。

这种创始人信心依赖在香港另一家族企业创始人李嘉诚身上也有体现。李嘉诚77岁时因病入院治疗时，长江系的股票便开始大跌。

“这说明企业当时的战略和发展前景与创始人思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相对而言这些企业的人治色彩还比较浓。”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余明阳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创始人离任时，企业会出现重大的价值损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通过一些东亚 上市 公司董事长下台前后5年的股票超额收益数据分析，发现香港企业创始人的离任会导致平均120%的价值损失，这比东亚平均56%的价值损失高出很多。

创始人信心依赖

创始人对公司的影响力大，这样的公司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56岁的共同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史蒂芬·乔布斯因胰腺癌去世后，该交易日公司盘前股价下跌2%。后乔布斯时代，苹果公司最具特色的创新力也确实受到质疑。

而在范博宏看来，这种信心依赖源于家族的特殊资产。家族资产是指不能轻易在市场买卖，或者说交易成本无限大的资产。这些资产通常依附于企业创始人并且能给企业创造重要价值，包括创始人的兴趣、个人能力、创意、政商关系、特殊的领导模式等。

以郑裕彤为例，即使郑裕彤退休了，以郑裕彤为核心的家族成员依然在新世界系和周大福系里有着巨大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来源于郑裕彤，而暂时不是其接班人郑家纯。余明阳认为，未来影响郑氏家族生意的还有新一代接班人能否有新的思路，能顺利接洽好郑裕彤毕生积累的商业资源和政府资源。

创始人的个性特色、个人魅力、社会资源、与银行的关系等，有时会是公司的卖点和关注点，“但个人影响力过大有时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制度建设等，让市场感觉到不够规范。”余明阳指出。

“华人家族企业中较为普遍地存在家长式领导和控制，领导者的权威和个人魅力成为重要的因素，因此交接班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需要面对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李新春表示。

高龄退休，激情还是无奈

除了把企业控制权交给其子、65岁郑家纯的郑裕彤，以及在今年卸任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主席的亚洲首富李嘉诚，据Forbes统计，在香港，最富有的10个家族拥有的总净值超过1200亿美元，他们中的一半人都超过了70岁。

84岁的李嘉诚在今年5月底宣布接班方案，长子李泽钜将是其接班人，执掌家族旗下的 房地产 集团长江实业以及经营港口、电信等业务的和记黄埔；其为次子李泽楷提供资金收购其他企业。

同样84岁的恒地主席李兆基虽然至今未公布财产分配计划，也未透露接班计划，但也其实早早做出了计划 。资料显示，李兆基以家族信托基金形式持有公司股权，其长子李家杰、次子李家诚均为恒地副主席，而长女李佩雯则为公司租务部高级总经理，也算是为交接班作了部署。

与香港诸多企业家有过交流的博斯公司全球高级合伙人、大中华区董事长谢祖墀就发现，这些知名的企业创始人从无到有、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创造了很多财富，对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很有信心，对香港的竞争环境等也相当熟悉，这些无形资产，其下一代很难短时间继承，此外，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大都接受西方教育，在价值理念的磨合上也需要时间，这些都形成了创始人难以交棒的原因。

实际上1989年，64岁的郑裕彤到了正常退休年龄曾一度退居幕后，当时就扶持其长子郑家纯担任新世界发展董事总经理，但当时四十出头的郑家纯，连续出手进行业务收购，导致企业债台高筑，一度令当时市值150亿港元的新世界发展负债由30亿港元大升至90亿港元，无奈之下郑裕彤于1991年重出江湖。直到2011年，郑裕彤将推进周大福珠宝上市作为其商业生涯的收官之作，才再次宣布退休。

当然每个企业不一样，创始人放权的时间和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余明阳认为。91岁的澳门赌王何鸿燊直到2~3年前才开始部署交接班，是因为四房十六个子女争宠，利益无法很好地平衡。最晚退位的是在娱乐圈打拼大半个世纪的邵逸夫，直到102岁才正式将市值164亿港元的电视王国交给79岁的妻子，但其实公司的 职业 经理人 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他实际已将具体日常公司事务交由经理人团队，自己仅是作为企业的精神领袖，为大方向把关。

在西方成功的家族企业中，最常见的一点是家族事务、业务事项和所有权事项泾渭分明。但麦肯锡(McKinsey)香港办事处主管约瑟夫·恩盖(Joseph Ngai)曾表示，在亚洲，这些事项交织在一起，而且人们往往认为，透明就是“丢掉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