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昭示“新全球化”
从中国频密双边对话谈起
文 / 石齐平
G20后，中国很忙
美国财长盖特纳6月初访华，一回去，就与国务卿希拉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一次会议将在7月最后一周于华盛顿特区举行。
另一边，刚在北京与盖特纳会晤过的中国副总理王歧山，几天后就飞往东京，与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共同主持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在此之前的5月初，王歧山访欧，代表中国与欧盟举行第二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与英国举行“中英经济高层对话”。
而所有这一系列对话，又都是在4月初伦敦“G20”峰会之后展开的。摆在一起，就可以很清楚看出：在G20之后三个月内，中国与世界三大经济体（欧、美、日）也同时是中国排名前三的贸易伙伴，分别举行了双边高层经济对话。另外，在中国与美国的双边方面，干脆把“战略对话”同“经济对话”捆绑在了一起。
这样密集纷陈的对话现象，相当罕见，也很有趣。如何解读？
史无前例的全球化
我认为：首先，应该将其放在一个全球化的“空间”概念下来观察；其次，应该将其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时间”点上来审视。它是一系列在新世纪初、后金融危机的特定“时空”形势下，国际社会对“新全球化”的反思行动。
这里，所谓的“新全球化”是相对于过去30年的当代全球化而言的。
过去30年的全球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广泛、最快速、冲击与影响也最大的一次全球化。其形成与产生背景主要有三：
1.源于中国的变革 开放，不仅使中国转型并融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也影响、引领了全球另一半原本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进行变革 ，并先后融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于是，市场经济“一统全球”。
2.WTO推波助澜。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俱乐部”，WTO在不断吸引新成员加入之后，自然也使得全球的贸易、投资障碍不断降低，市场不断开放，管制不断放松，为全球化作了最好的铺垫。
3.网络科技带来了网络时代，通过互联网将全球“网”成了一体。
所以，近30年来的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通过更多的贸易、投资，与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自然为全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利益与增长。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缺乏适当规范的全球化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麻烦，如：
1.全球跨国、跨区之间的金融、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因缺乏必要的监管，而问题频生。
2.缺乏一个与“主权与国家主权”脱钩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一直“将就”着使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现在终于惹出了大麻烦。
3.还产生了不少全球共同烦恼的问题，像：全球暖化、全球环境污染，以及反恐等。
“全球新秩序”聚焦中国
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全球秩序”的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重建国际秩序，包括：全球金融、全球贸易、全球投资、全球环境、全球安全等等秩序。而所有这一切，无可避免地都会牵连到全球政治关系与权力架构的检讨与重组。换言之，要进行一个全球新秩序的重构。
这当然是一项冗长、艰巨、高难度的工程，但别无选择，因为全球化程度已深，已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在这样的共识下，如何摸索、探究出一条有利于重构的思路，自然需要一系列多边、双边的对话与谈判。所以，一个后金融危机下的“新全球化”反思行动，正在陆续展开。其中，最吸引大家目光焦点的，无疑是中国的角色与动向。
（本文作者系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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