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9月01日    慧聪网企业管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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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历史上能当得起“三不朽”的人物并不多,以过去这一千年而言,宋朝的范仲淹、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算是屈指可数的典范。假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9)几乎可以说是明朝三百年最伟大的人物了。

    王阳明小时有神童之誉,但他认为读书登第并非头等大事,只有成为圣人才是做人的头等大事。25岁那年他赴京应试未中,却只淡淡地告诉友人“人皆以不及第为耻,吾独以不及第而动心为耻”。说明他已经超脱了世俗的功名观念,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价值体系。

    28岁中进士后,王阳明步入仕途,并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33岁时担任兵部主事(大约相当于今日国防部的一个司长)。两年后新皇帝武宗即位,重用宦官刘谨,把戴铣等21人送进大牢。王阳明上疏声援戴铣,却惨被廷仗四十,打得皮开肉绽,再被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招待站站长),手下仅有管理员1人,马23匹。1508年春三月,历经九死一生的王阳明到达龙场。当时的龙场“万山丛棘,蛇兽出没,瘴疠相侵,苗彝杂居”,连个住处也没有,只好在龙岗山腰的东洞“就石穴居之”,并题写“阳明小洞天”于洞口,这便是“阳明洞”的由来。

    在经常绝粮断炊的困窘中,阳明恬淡自适,潜心研究 易经 ,得悟格物致知之理,并提出“知行合一”说和朱熹的“知先行后”说相抗衡,而且在明末传到日本,形成了德川时期十分流行的“阳明学”,对后来的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我们在阳明洞口看到光绪年间四个来访日本人的题字,表达了他们对王阳明的敬仰。

    但中国人对“知行合一”反而不那么重视,而且有不少误解。例如孙中山,为了革命的需要,还专门写了一本小书《知难行易》来加以批驳。由于中文一字多用,要辨清所谓“知先行后”、“行而后知”、“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等论题,必须要先从“知”、“行”和上下文的关系来判定文意,才能进一步讨论,否则许多争议都是牛头不对马嘴。例如孙中山《知难行易》中的“知”指的是“知识系统”,和一般人“知易行难”所指的“听到了”的知明显不同。

    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认为,“知”与“行”的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高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高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

    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在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他的意思是说,封建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封建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是明朝大儒王阳明临终前说的一句话。望文生义,我就不多解释。但文字之外的寓意是什么?我说到,并做到了,问心无愧——这才是核心。王阳明毕生倡导“知行合一”,说的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现在的理解就是人要有鸿鹄之志,但必须脚踏实地的实践。反观企业领导的生存现状,理论不能结合实践是一硬伤。

    知与行,经常像河的两岸,各行其是。空有知识或只懂行动,都没法创造价值,不论个人或组织都服膺这样的道理。知行合一!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了解到,很多学员也看一些励志书或者讲大道理的文章后,但最令人苦恼的就是这句——“讲的很有道理,但做起来很难”,之后再好的道理也没用,道理也就白讲了。前段时间,看了巴尔塔沙·葛拉西安的《智慧书》——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不光要知其“理”,还要知其“用”。为与不为皆存乎一心!知道一定要做到么?“不一定”。

    关于知行合一,我们先谈谈“知”——苏东坡写过一篇《喻日》:有一个生来失明的人不认识太阳,就向明眼人请教,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形状象铜盘。”说着敲击铜盘使瞎子听到声音。有一天,瞎子听到钟声响,认为那就是太阳了。又有人告诉瞎子说:“太阳的光亮象蜡烛。”瞎子摸了蜡烛知道了形状。有一天,瞎子摸到了管乐器籥,又认以为是太阳了。太阳与钟、籥差得远呢,而瞎子却不知道这三者的区别。这是由于瞎子从未见过太阳而只是听人说说的缘故。“太阳”这个如此简单的具体事物认识起来就这么难,那么抽象的道理认识起来就更是不容易了,这说明人的认“知”是多么不容易呀。

    下面我要说“知行合一”的另一半“行”的重要性:知来自于行,知的目的在于行。一个北方人想学游泳,就向善于游泳的一个南方人请教,但是无论这个南方人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教他,北方人甚至把游泳的诀窍背的滚瓜烂熟,只要北方人不下水,他是没法学会游泳的。“知痛必有自痛方知痛,知寒必有自寒方知寒,知行不可分”。还是说孝敬父母的问题,如果你平时没有时间陪陪父母,说明你现在是不知道孝敬父母的重要性,只有在父母去世后你也许会有所感悟,甚至只有到了你到了老年,你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才真正有“知”,可惜那时已经晚了。

    在中国的文化中,往往是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到。而如果想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要做到知行合一。对于 企业管理 也是同样,知行合一应当成为中国知识型企业的新商业伦理。在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看来,“知行合一”的价值,“甚至已经超越了单个企业的管理,变成一个新的商业伦理,它创造了整个互联网经济,对未来的年轻人而言将更为有效。

    美国人善于创造概念与理论,是知的典型,所以美国向外输出知识。日本人善于做事,非常实干,是行的典型,所以日本更多地是向外输出有形产品。我们国人讲究的是知行合一,可是做的不好:在知的方面,我们知道很多,因为我们一直在引进知识(经济学家胡鞍钢2003年指出我国现阶段处于引进知识的阶段),学习引进的知识,跟着别人转。

    学来的东西,遇到国情、企情便水土不服,或藉口水土不服,转而继续引进新的知识,继续学习,如此形成了一个不良的循环。其结果是,让更多的人停在知的层面而行动不力。换言之,我们知道很多,却又创造不了很多可以向外输出的东西。日本企业很骄傲地说:“知不等于会”。确实,他们可能知道得并不很多,但是他们做得确实好。连美国的管理大师们也惊叹于此。

    回顾我学习 过的领导层学员达数万人,他们在接受我学习 之前也大都经过多次的 管理学习 。我在学习 过程中,让他们结合曾经学过的某个具体的管理知识(工具或方法)与自己的管理实践谈谈心得体会,大部分学员的回答是“还没实践过”。管理是讲究成本的,一味求多,学到那么多知识却不用。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对公司而言,是浪费,对领导者本人而言也是浪费,浪费时间,精力与体力。

    知者多喜于学而惮于行,行者常碌于为而讷于知,唯具使命者方能知行合一。作为学习 师,在知的基础上,我要求自己做到抓一切机会去实践、体验、感悟自己所要传授的知识与技能。当我在公司做 营销 总监 、策划总监的时候,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绩,也是将知道的一些知识适当运用的结果。所以我想,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务须做到知行合一,降低学习的成本,提升自己的修养,同时给下属做一个知行合一的表率。

    每次,我提及周边哪个人又毅然地辞职创业,或者远走他乡追寻理想,都会被别人浇冷水:他是成功了,可是又有多少人也这么做了却没有成功的呢?我的逻辑是:有想法,去实践,至少有实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最最重要的。而很多人的逻辑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冒失行动,会比原地不动输得更惨。这两种逻辑都没错。问题在于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是稳定,还是生命的激情?我有个前同事先是辞了职开了贸易公司挣了不少钱。

    最近听说他卖掉了挣来的两幢房子去实现自己的心理工作室的理想,结果赔得血本无归,如今又回到了当年辞职时的原点——甚至还不如当年,辞职时毕竟他还有点积蓄。但我坚信经过这次打击,他会更成熟,而他有创意的生命力则会引导他最终走向辉煌。即使到最后,他依然没折腾出什么来,至少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写个墓志铭:想做的事,我都做了。这比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安稳日子更值得尊敬。此外,在企业调研与咨询的过程中,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了解到,业界内经常能听到XXX职业经理是理论家,但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等等。更有众多资方老板为之痛心疾首,自此拒绝引用 职业 经理人 。

    原因很明白,个别企业领导说的多,做的少,或者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更有甚者光说不练。其实,这样例子不在少数。这里有我国目前企业领导生存环境不成熟的原因,但可以肯定,更多的是我们经理人自身的问题。在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看来,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在解决:

    一是要有使命感。

仅仅是为了一份工作,一份薪资。是否专业对口,是否业务熟悉,是否对 企业文化 认同,是否对老板风格接受……都无从谈起。更多的是抱着“骑着驴找驴”的态度,工作如何能做好?范仲淹“先天下是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使命,应该成为我们作为企业领导的楷模。

    二是要有责任感。不敢(不能)承担资方老板或组织授予的权利去行使职责,遇事搪塞推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尤其是在重大运营决策上,意见模糊,举棋不定,贻误战机不说,导致团队人心涣散。更有甚者,视企业内忧外患于不顾,只知道粉饰太平,糊弄资方老板。当问题暴露,岂只是走人的问题,供职的企业濒临倒闭也不是什么新闻。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选择了经理人这条从业之路就要义无返顾于我们对责任的恪首。

    三是要有坚定的意志。但凡一名职业经理人,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念,不达目的势不罢休。坚定而旺盛的意志,是成功的一半。这个世界一切皆有可能,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不努力注定要失败。方法永远比困难多,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有超常的意志来审视困难。很多企业领导失败在自己的意志,缺乏持久的耐力,浅尝辄止,在压力面前选择退缩,其实这是资方最大损失的。

    总之,在中国的文化中,往往是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到。而如果想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要做到知行合一。对于企业管理也是同样,知行合一应当成为中国知识型企业的新商业伦理。知行合一很难,但作为企业领导的我们,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坚持做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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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镇中,一位商人开了一个加油站,生意特别好,第二个来了,开了一个餐厅,第三个开了一个超市,这片很快就繁华了。另一个小镇,一位商人开了一个加油站生意特别好,第二个来了,开了第二个加油站,第三个、第四个恶性竞争大家都没得玩。

境界思维:一味走别人的路。必将堵死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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