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唇齿相依的同时，难免咬了舌头或者嘣了牙齿。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管理学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即学术与实践如何对接？在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学者、咨询学习 工作者、企业实践者摩擦不断。总体来说，这种摩擦既有砥砺，也有抵梧；砥砺会推动学科的进步，抵梧会加大学术与实务的隔阂。这种摩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同实际需要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中国的 管理学习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天桥把式”和“江湖游医”。分析其中的来龙去脉，既有利于管理学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也有利于企业的转型与变革。
一、全世界的难题
科学管理刚刚诞生时，泰罗就抱怨大量的“效率工程师”歪嘴和尚念错经，扭曲了科学管理的原意。随着商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学术与实践的对接就一直存在着争论。50年代，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戈登和豪威尔报告（R.A.Gordon and J.E.Howell,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皮尔森报告（F.C.Pierson,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men,Mcgrew-Hill,1959），都尖锐地指出商学院未能承担起训练、培养管理者的重任。当时的批评，认为商学院过于强调职业教育，而忽视了人文和科学两大方面的基本素质培养，用支离破碎的具体知识限制了管理者未来的成长。而到了80年代，批评反了过来，美国大学商学院协会组织的调查（L.Porter and L.E.McKibbin,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Devlopment,Mcgrew-Hill,1988）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则指出，商学院中定量研究和 心理学 、社会学教学内容的剧增，大批没有工商业背景的学者从事工商教育，不理解工商业活动的复杂和奥妙，经不起现实适用性的检验。讲管理的教授不懂实际管理，从事实务的经理看不懂管理论文，成为工商教育的通病。重视实务的明茨伯格，干脆写了一本书《要MBA还是要 经理人 》，对工商教育极尽奚落调侃。可以说，管理教育与管理实践的对接，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
这个难题的症结，在于管理领域的分工。管理实践是一个整体，而管理知识则三分天下：学者、咨询学习 师、企业家（包括经理人）各掌握一部分。这三种人的志趣不同，发展各异，然而，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领域和同一类问题。学者的目标是学术上的建树，学习 师的目标是打动实践者的心灵，实践者的目标是企业自身的发展。例如，面对同样一个产品滞销的案例，学者感兴趣的是可否能够在理论上挑战现有的 营销 学说，学习 师感兴趣的是这个企业是否愿意花大钱训练推销人员，而经理人首当其冲的是考虑资金回笼和周转等问题。正是这种立场的不同，经营者会觉得学者分析论证是远水不解近渴，站着说话腰不疼；学者会觉得经营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激反应代替了理性思维；而且双方都对学习 师信不过，学者觉得学习 师过于浅薄，经营者对学习 师能否解决问题满怀疑虑，学习 师一方面嘲笑学者是书呆子，一方面把经营者当冤大头。
三者的矛盾，几乎是必然的。英国的管理学家厄威克曾经尖锐地指出：学者考虑的是如何吸引出版社和各种委员会的眼球，如何能够在职称和学术圈中占优势，而丝毫不考虑现实中的企业需要什么。由此形成了学术与实践的“双轨制”，而且是两条不相交的轨道。实践需要的是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而学界在精心构建象牙塔。厄威克批评说，在学校，教师的利益比商业需要更重要，学者教给学生的是他们想要研究的东西，而不是企业需要的东西（JohnTrinkaus,UrwickontheBusinessAcademy-managementConsultantLyndallUrwick,BusinessHorizons,Sept-Oct,1992）。实际上，厄威克的批评还不完全，学习 师存在同样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学习 公司的收益，而不是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例如，曾经风靡全球的“流程再造”，使进行再造学习 的哈默和钱皮一度风光无限，赚了大钱，而接受再造学习 的企业起码有半数以上开进了滑铁卢，惨遭失败。
美国的学界也有类似说法。在管理实践领域有崇高声望的德鲁克，一直受到学院派的排挤。彼得斯曾经说，他在斯坦福上学时，没有一位学者在课堂上提到德鲁克的名字。这一点，彼得斯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德鲁克不入学界法眼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德鲁克任教的学校就可以看出，他从欧洲来到新大陆后，无法进入一流学校，直到他名气大震，也没有得到一流商学院的青睐，学界始终把他看作“记者”与“作家”。而在理论研究上具有重大贡献的西蒙，作为诺贝尔奖获奖者，始终未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施展功力，实践领域的人们很有可能认为，西蒙这样的学者只能玩国际象棋。某些大师（guru）对学院派的鄙视，学院派对大师浅薄的嘲弄，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交锋。
再进一步，不同的学校，在对待管理实践的态度上也有差别。追求“人气”和社会声望的哈佛商学院，对于贴近实践要宽厚得多；而追求“名气”和学术声望的普林斯顿大学，干脆就不成立商学院（当然，也不成立法学院）。以咨询和学习 出名的德鲁克、戴明，游离于知名学府之外，而以学术出名的卡内基-梅隆学派，在实践界几乎没有声音。
当然，西方的管理学发展积淀要比中国厚实，所以，这种“三岔口”状态实际上有着“管理共同体”（借用库恩在论证科学范式时提出的学术共同体概念）约束。所以，学者、学习 师、经营者尽管互相贬低，但起码可以采用共同术语，能够进行职业对话。例如，著名管理咨询大师德鲁克虽然受到学院派的排斥，但没有人把他看作“外行”，而且在实际上影响着学院派的研究注意力；反过来，身在学院、从来不做咨询的学者马奇，拿着小说和剧本讲授领导力课程，但其授课方式却影响到管理咨询和学习 领域。以此来看，西方的管理学术与实践尽管存在隔膜，但却依然能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他们的抵梧尚在业界“可容忍”的范围。
由此可见，学术与实践若即若离甚至不搭界，是世界现象，不独中国特有。这类问题如何解决，是真正的“前沿”。更有可能，这本来就不是问题，而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现代职业分化所要承担的必须代价。用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以征服现实世界的亚历山大为一端，以漫游思想梦境的第欧根尼为另一端，双方确实不搭界，但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两人，却能够以思想对现实的挑战和现实对思想的敬意做到共存共荣。所以，中国作为管理学的后起国家，先别急于挑战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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