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严重失衡

　　在某种程度上，全球经济活动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的重新平衡只是反映了重力的经济规律。在一个创意可以自由流动，以及各个国家正处于采用现代生产、通讯和分配模式的不同阶段的世界上，欠发达国家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之时，它们应该比后者增长得更快。

　　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一种结构性优势，而这种优势在全球经济运行中是根深蒂固的。虚张声势的西方贸易谈判代表往往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国家(如中国)“故意”压低货币汇率的问题上，而这正是我所指的结构性优势的一部分。但是，它真正的根源要深刻得多——所有这些状况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根本问题上：劳动力不能在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上自由交易，而资本和大宗商品却可以。任何企业都可以将其生产或服务业务外包到工资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从而可以节省大量劳动力成本。这对于失去工作的西方工人来说是痛苦的，但对于企业盈利却是一件好事，对于发达市场的消费者是一件好事，对于在新兴市场的工厂和呼叫中心工作、刚汇入全球经济大潮的新市民也是一件好事。这是我们认为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发展态势，很容易将其想象成一种暂时性的环境条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将会支撑全球经济的发展。

　　但是，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又会如何?本文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应该考虑这种似乎不可能的可能性，并且探讨金融危机可能会促使全球经济向更均衡的贸易、资本流动和消费加速转型的可能性。我认为，企业高管现在就需要为一个很快就会对原来那一套不可持续的经济关系进行变革的世界而未雨绸缪。理顺这些经济关系将对这些高管的战略优先任务——包括确定在哪些地区运营，以及为哪些市场的哪些客户提供服务——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预先做好准备，以防理顺经济关系的进程突然加速和急转直下。虽然我们确实认为，这种转变将会导向一种新的全球平衡，但过渡到未来世界的过程可能并不是一帆风顺和循序渐进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与全球经济相符

　　我们通常是按照产出(如汽车和包装商品)来考虑全球经济。然而，真正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始于各种生产要素。其中，大宗商品、资本和劳动力是理解我们的结构性经济问题最重要的要素。检验一个市场是否已经完全形成的标准是，是否所有的客户都能以相同的价格(其中包括了交易和运输成本)获得同样的产品或服务。 (这一市场条件称为“不二价定律”，由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对于全球范围的天然大宗商品(如原油、铝矾土和铁矿石)，以及炼制后的大宗商品(如油料、铝和钢铁)交易，这些市场条件早已存在。“不二价定律”也存在于自由买卖的外汇和在 资本市场 进行交易的大多数证券中。然而，这一定律对于劳动力的交易却并不适用——这就是全球经济面对的、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

　　当然，为了理解劳动力的作用，你就需要理解套利行为。在金融经济中，跨国套利的重点是以不同货币计价的可交易证券。而在实体经济中，这种套利行为的重点是获取跨地域的生产成本差异。随着在过去1/4世纪中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在全球 金融市场 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套利机会已经被迅速耗尽，因此，这些市场很容易满足全球不二价定律测试。然而，在劳动力价格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套利机会：在不同国家从事相同工作的成本可能差别悬殊。其结果是，那些有能力将自己的生产外包到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就可以大大节省劳动力成本。

　　直到不久以前，利用劳动力成本跨国套利仍然相当困难，因为在新兴市场国家，高素质、高生产率的劳动力十分稀缺。然而，在过去的10年中，由于城市化、教育、基础设施投资、新技术、先进生产工艺的传播，以及数字标准的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企业要捕捉这样的机会已经变得相对容易了。即使在今天，在中国或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只是在发达国家同等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通常还不到1/3)。然而，中国和印度的劳动生产率却在迅速提高，而且在一些专业领域(如在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组装，或在印度的软件开发)，它们的劳动生产率与一些富裕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鉴于存在这种差异，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在新兴市场设厂生产。

　　劳动力成本与货币

　　发达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在未来10年中，在巴西、中国和印度(更不用说在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将要进入市场的高素质、高生产率劳动力人数可能会以数亿计。相比之下，整个美国的劳动力只有1.5亿人。如果新兴市场的劳动力就业主要针对供本国消费的生产，那么，对人类来说，这是一种完美的发展趋势，并将惠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然而，对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正在寻找工作的市民来说，挑战在于，这些新兴市场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将会取代原本将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失业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而且无论政府提供多少公共刺激政策，情况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可以肯定，这次“大衰退”的失业问题看来与过去历次经济衰退的失业问题完全不同1。

　　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全球资本市场中，货币汇率将会不断调整，直到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开始重新获得竞争力，即使这意味着要采取重大行动，对货币重新进行估值，以实现公平竞争。然而，在一些国家(如印度和中国)汇率仍然受到外汇管制和各种形式的干预。其结果是，汇率不能自由调整，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的服务工作岗位离岸转移(特别是转移到印度)，以及 制造业 工作岗位继续迁移(特别是迁移到中国)。

　　就目前而言，假设欧洲、日本和美国继续执行结构性的财政赤字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假设新兴市场国家继续保持外汇管制和对市场的干预，使其货币汇率与美元挂钩。由于这两种情境都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发达国家货币与新兴市场货币之间的紧张状态可能会继续加剧。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劳动力夺走了与发达国家相关的生产和服务工作机会，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压力将会继续增大。例如，当美国的劳动人口几乎有20%失业或就业不足时，很难看出她如何才能恢复GDP的快速增长，而这种增长对于减少其财政赤字——这需要增加税收和降低政府开支——又必不可少。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增长继续超过发达国家的GDP增长，对货币估值的压力将继续增大。最终，这种紧张关系必须得到缓解，货币价值也将重新进行调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种币值调整的速度至关紧要。美元和欧元兑换外币的汇率将需要贬值30%～50%，以更真实地反映新兴市场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汇率(因此，也可以对处于不同地域、具有同等素质和生产率的劳动力进行相对公平的定价)。如果仅仅用几周时间，而不是几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大规模的调整，显然就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动荡。

　　大宗商品的复杂性

　　大宗商品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为从高素质、高生产率劳动力不断增加的供应中获取经济回报，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扩大生产规模，增产需要购买更多的大宗商品来生产更多的产品。由于全球不二价定律适用于大宗商品交易，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和印度的生产商购买大宗商品的价格与所有其他地方都相同，如果这些国家的货币疲软，生产商最终就要比货币走强时付出更多的钱。简单地说，大宗商品价格在新兴市场国家过高，而在发达国家过低。

　　当美国的劳动人口几乎有20%失业或就业不足时，很难看出她如何才能恢复GDP的快速增长，而这种增长对于减少其财政赤字——这需要增加税收和降低政府开支——必不可少。

　　其结果是，发达国家消费者使用的大宗商品超过了他们的合理使用量，而新兴市场消费者使用的大宗商品却少于他们应有的份额。这是扭曲的定价反馈给消费者和供应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企业通过利用新兴市场的低成本、高素质、高生产率劳动力而在理论上应该获得的经济回报却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然后，由此带来的利润通常会激发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资本市场部署投资的热情。

　　事实上，与货币价值相比，大宗商品价格在更大程度上被置于真正的全球市场之中，在这种市场上，国家基本上无权干预价格。这一事实表明，与货币市场相比，大宗商品市场上的金融紧张局势将会更早恶化，并具有更大的波动性。事实上，有些人认为，上一次经济危机就是由大宗商品价格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上升促成的，2008年年中，石油价格已从2007年年初的每桶60美元飙升至140美元，在同一时期，煤炭价格则从每公吨50美元飞涨到170美元。已经有迹象表明，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备受压力，即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相对乏力。大多数大宗商品的价格已经从2009年的低点翻了一番。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一种似乎很有道理的预测是，即使发达国家的GDP增长只达到适中的水平，我们也可能会在2010年底和2011年重复2008年的大宗商品价格变动。

　　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可能会延缓全球经济复苏，同时也会成为一种催化剂，促使新兴市场国家对其货币重新估值，使其相对美元和欧元升值，以降低进口大宗商品居高不下的成本。此外，这种对货币重新估值的前景可能会导致美元和欧元资产的大量持有者(如主权财富基金)加速其持有资产的多样化，抛售美元和欧元，转换为在新兴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而这反过来又可能会助长引发货币危机。

　　调整不确定性

　　很难说清楚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重建全球平衡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发达国家需要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更严格地控制财政开支，并保持经常账户盈余(或至少盈亏相抵)。新兴市场国家需要让自己的货币升值，直至购买力平价(PPP)率更接近金融汇率。它们需要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保持经常账户赤字(或至少盈亏相抵)，并利用一部分由外部投资者提供的资本持续进行投资。如果一些主要国家的政府能积极主动地协同工作，重新平衡和调整自己的财政、货币、贸易和外汇政策，这种调整过程就可以循序渐进地进行。

　　但是，这种政策调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必须回应选民的要求，而选民们并不了解全球经济是如何运行的，或近年来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最欢迎的政策则会导致财政失衡。他们普遍希望政府能在社会保障计划——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计划——上花更多的钱，但又不要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额外的开支。面对这些令人左右为难的要求，发达国家政府通常的应对方式是增加财政赤字和借更多的钱。然而，一些最发达国家的政府一直在快速消耗其负债能力，另外一些国家(如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出现了财政危机。到某个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一些主要国家可能会变得无法(或不愿)出手援助这些负债累累的政府，到那时，违约拖欠和债务重组将不可避免。

　　新兴市场的领导人则面临不同的挑战。一般来说，他们处于“良性状态”：大多数国家的负债与GDP的比率较低，保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持续保持经常项目盈余，并且向发达国家提供的资本超过了从发达国家接受的投资。他们的经济建立在本国货币被低估、低成本的劳动力、高储蓄率、出口和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之上。这些国家需要小心提防经济增长过快，或允许数量过多的资本流入，尤其是因为，在本国货币被低估的情况下，它们不愿意廉价出售自己的资产。鉴于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断提高的期望值，它们还需要提防将会破坏自己经济增长的任何事情。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几乎不存在改变迄今为止对它们来说如此有效的各项政策的倾向。

　　当然，双方都需要妥协。从长期来看，如果这种失衡——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收支失衡——继续增大，资本市场将会惩罚各国政府。但从短期来看，一些强大的相关市场国家(例如，美国、欧元区国家、日本、中国、印度、巴西和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是如此之大，并且可以采取如此多的手段，以至于它们能在全球资本市场行使巨大的权力，抵制市场规则。如果这就是它们选择的行为方式，那么，由失衡和分歧的政策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直至引起汇率快速变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以及对过度负债的主权借贷方惩罚性地提高利率(乃至出现违约拖欠)。

　　企业的议程

　　正在发展之中的全球经济基本进程非常强劲，而且在未来的20年里，随着新兴市场40亿人民的收入和财富增加两倍或三倍，将会有巨大的盈利机会。

　　与政府相比，企业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它们可以更容易地捕捉到由彼此的差异、政府失衡的政策所造成的机会。它们可以将自己的盈利方式定位于跨地域的劳动力套利，以及新兴市场不断提高的收入所导致的消费增长。它们也拥有巨大的机会，去满足发达国家中老龄人口不断变化的需求2。正在发展之中的全球经济基本进程非常强劲，而且在未来的20年里，随着新兴市场40亿人民的收入和财富增加两倍或三倍，将会有巨大的盈利机会。

　　尽管如此，企业领导人不应该对未来的前景过于乐观。虽然不可能预知所需调整的速度或力度，但却可能很快就出现混乱局面。在此，对那些希望有备无患的企业高管提出四条建议：

　　首先，当企业规划自己的全球足迹时，高管们不应该假设全球化成为主流的现实仍将持续下去。当然，利用劳动力套利的机会并不会消失，但基于这种机会而制定的战略可能其盈利性会变差——可能是一个渐变过程，也可能会突然发生。

　　第二，为未来很可能发生的金融冲击而未雨绸缪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要做到这一点，大部分企业需要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并不惜过分强调资本化、流动性和有备无患的重要性。

　　第三，企业应该围绕各种“难以置信”的可能性进行认真的情境规划，这些可能性可能包括：货币币值的大幅快速变动(例如，美元对一些新兴市场货币贬值30%);一些国家退出欧元区;大宗商品价格发生戏剧性快速变化(例如，石油价格飙升到每桶200美元);或者一些主要国家违约拖欠债务。

　　最后，负责制定新兴市场战略的跨国公司高管们，不要再说什么这些市场可能有一天至少会成为重要的推动消费的力量，就像它们是重要的低成本制造或服务平台一样——要开始行动起来，就像这一天即将到来一样。我的同事Jeff Galvin，Jimmy Hexter和Martin Hirt在与本文同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为其“第二故乡”将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规模使得她有改变产业竞争平衡的潜力，因此，中国的重要性有些独特。但是，随着汇率的调整使世界各地的购买力更接近购买力平价，新兴市场消费的重要性在各个国家都会得到加强。

　　这些建议代表了一种更动态化的管理方法的具体应用，过去，我曾敦促企业采用这种管理方法。该方法的一些特点——更高的警觉洞察力、更强的恢复力、更大的灵活性，以及围绕一些必要的结构调整，及时调整领导力——对于指引企业航船驶过重建全球经济平衡这一风高浪险的水域，将会极具价值。重建平衡的进程将会持续下去，或许在今后几年还会加速，这并不是因为结构调整造成的，而恰恰是因为，为了使全球经济走上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就必须进行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