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去的日本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外国投资人在对美国资产提出收购意向时遭遇到了巨大的负面报道,这严重地削弱了日本对于美国的直接投资。这一影响被称为“洛克菲勒效应”。
“洛克菲勒效应”影响下的案例
20世纪80年代,美国民众对来自日本的投资充满了敌意。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通发起的对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收购甚至致使美国颁布了国家安全法案,以便从法律上制止该项交易的进行。
在这种不友好的背景下,1989年年底,日本 房地产 公司三菱地产以8.46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美国国家历史性地标建筑洛克菲勒中心。对于当时的日本投资者而言,这一巨大的战利品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振奋。但这一高调的收购却引发了美国公众对于日本正在试图控制美国经济所感到的焦虑。在交易公布之后的几天,《纽约时报》一连发表了6篇相关报道,文章题目包括“日本人借助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在纽约赢得了美名”、“日本买下纽约市中心”等等。
事实上,当年的民意调查结果也预示了日本投资者的不祥命运。美国公众的反日情绪疾速高涨,公众认为该交易麻木不仁。最终,由于未能为心存怀疑的公众就交易给出积极的说明,以及伴随着90年代初期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三菱地产于1995年被迫放弃了这一2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并导致洛克菲勒中心陷入了衰落的池沼。
在跨入21世纪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崛起亦引发了新一轮的“洛克菲勒效应”。这一次,历史也是惊人的相似。
跨入2000年后,英国半岛东方轮船公司(P&O)的股东们同意了将企业卖给由迪拜政府拥有并控股的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PW)。作为 销售 的一部分,DPW将承担P&O公司在纽约、新泽西、费城、巴尔的摩、新奥尔良和迈阿密等16个美国主要港口设施的租赁和运营管理。美国巨大的民意绝对性地战胜了原有交易中所有貌似合理的商业逻辑,并最终导致了DPW交易的失败。
回头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当这一收购申请被递交到美国政府等待审批时,交易双方都令人惊讶地失了职,没有充分考虑“洛克菲勒效应”的影响。
提早考虑来自美国民意的风险
经济大萧条和华盛顿的政治僵局导致经济持续动荡,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激发美国国内外经济增长方面所扮演的角色。FDI能够缓解就业市场的压力并创造就业机会。相对美国国内同行,外资企业效率更高,并且能支付更高的薪水。
一份2011年2月1日的美国国会的研究服务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水平比所有美国 制造业 公司高14%,员工的单位生产效率和产出量比美国国内的同类型公司分别高出40%和50%。”
这看起来似乎不错,并且是双赢的结局。美国人要做的是,张开双臂迎接FDI,而外资企业,则是带着大量就业机会和新的设施涌入美国。
这笔账是相当清晰明了的。不过,对FDI的争议,可不是那么好逾越的,争议来源于哪里?答案是美国民意。
由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亚洲社团”(Aisa Society)以及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资助的一项最新研究预测,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可以对海外企业、工厂或者资产进行超过2万亿美元的投资,这些钱可以帮助美国和欧洲提供重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同时,“洛克菲勒效应”却将又一次成为中国投资者在未来资本配置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对于中国的潜在难题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并不总是受到欢迎——不仅由于中国掌握着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也因为中国的国有巨头被认为接受着国家的补贴,并可能在为中国政府工作。
监管机构和政界已经阻止或推迟了一系列中国近年来在对美FDI上的尝试,“洛克菲勒效应”的影响已显而易见。
2005年,中国的石油巨头之一中海油在美国国会对其购买进行调查之后决定放弃对于美国石油巨头优尼科的竞购。最近,中国电信(微博)巨头华为亦已多次被拒绝在美国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进行并购交易。
2010年,中国鞍山钢铁集团为了在密西西比州建立一家钢铁厂,在该州遭遇到激烈的反对,反对者担心该项目会减少就业并危害国家安全。
2011年,全球经济依旧处于脆弱的状态,美国和中国显然需要对方。美国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高技能的人才,其中许多人深受其国内停滞的就业增长所累,然而中国拥有美国企业努力寻求以维持发展的丰富资本。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主权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这使得潜在投资者必须在对外投资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为了避免在未来陷入“洛克菲勒效应”,任何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时,都应该考虑公众意见对于交易最终成功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每个被收购的目标企业都有各自的舆论风险,而一套精心构造的以事实为基础的沟通战略能够使风险得以降低。历史证明,如果不正确执行这一策略,一个在资产负债表上看起来有利可图的交易,很可能会因为“洛克菲勒效应”的作用而迅速流产。
作者为Penn, Schoen & Berland Associates (PSB)公司的亚太区首席执行官及全球首席运营官,文章经过本报编辑与删节,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