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冬天之后,是更漫长的冬天,中国企业向何处去?危局,考验的是企业领导者,考验的是战略,考验的是商业模式,考验的是企业的每一个运营的细节。
无人能够幸免。关键在于,你做过什么?你正在做什么?你将要做什么?我们将推出系列报道 《冬天里的企业与企业家》,以中国企业观察者的观察,以中国企业家的思考,以中国企业的实践,来解答上述问题。
一.看如今的经济形势,越到微观,越到基层,越觉心惊。
资产价格的下行,债信的脆弱,市场的不景,企业现金流的紧张,刚性成本的高位运行,驱使着新一轮的“去泡沫化”、“去杠杆化”运动;而无论家庭还是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也都是明显的。“东风才有又西风,群木山中叶叶空”,那一阵“四万亿”“借东风”的胜景之后,我们终于要承受本应更早承受的苦、难和痛。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善外部政策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多项措施,并且旗帜鲜明地表示,“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但是,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如果没有一种再出发、再创业、再创造的主观能动性,只是幻想和等待环境转暖,则企业的前景才真的堪忧。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道理易知,但知易行难。
二.我们不少企业已经很大,他们有没有想过“变小”的问题?
“做小”不是要裁员砍成本,而是要回到小企业的精神,也就是直接面对顾客的那种亲近感和服务态度,那种没有官僚层级、人人都是服务员、都要投身业务的参与意识,那种费千言万语、受千难万苦的奋斗精神,这些创业企业所特有的气质,如今还有吗?
大如GE公司,当年的CEO韦尔奇在哈佛商学院演讲时,提出要用“开杂货店”的心态来经营GE,杂货店的特色是顾客第一,要的货都有,反应迅速,店员没架子,随到随见。
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能是,一个规模并不大的企业,已经染上了富贵病和官僚病。
我们不少企业赚快钱已经有很长时间,有没有想过去赚一些“难钱”?那往往是和挑剔的顾客、技术的突破、核心的能力、管理的建设联系在一起,可是如果不在这些地方突破,会有长远的竞争力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冬天来得正是时候,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锻造真正的力量。
很多企业都说外部环境太差,可是你的环境会比几十年前更差吗?
三.我非常推崇的一位企业家是中国“化工先导”范旭东。
他在日本留学12年,1911年放弃日本教职回国。当时中国盐业极其落后,以土法制盐,食盐不洁,被西方讥笑为吃土。1913年范旭东只身到天津塘沽,向渔民租了间小屋,在布满盐坨的荒碱地上,独自一人开始炼制精盐的实验,终于试制出氯化钠含量90%以上的精盐。可是,精盐生产出来后没有市场,因为精盐触及到盐商、官僚和西方公司的利益,当时袁世凯以盐税为抵押对外借款,中国盐税为洋人所控。后来靠了梁启超等人的奔走,才冲破阻碍。
范旭东接着开始探索“变盐为碱”,也是百般周折,大难面前,他的心态从来都是“一切艰难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没有这份“搞不出碱,宁可自杀”的决绝,能突破难关吗?不能。
1945年10月,范旭东病逝。他不买汽车,不营大厦,月领50元工资。工人悼念他:“你死了,我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你。”
范旭东的接班人侯德榜曾说:“中国人的品性,范先生在世时,早有预言,他说,日本的工业,是由困学而来,他们的天分不高,没有很大的创造力,气魄尤其小得可怜,但最后发大财的不乏其人,中国工业不如他们,中国人是困而不学,就气魄而言,要比日本人高超许多,但中国人的弱点,根本在于人生观太空虚 所以最易趋向敷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可惜天下中国人呐,于内太精明,于外太极端 ”
我们太喜欢精明投机之学,困而不学,甚至不以困为困,反而习以为常,且涂脂抹粉地搪塞。
四.罗曼·罗兰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对中国企业来说,在冬天里也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我们面临的严峻形势之后,依然相信未来,热爱生活,共同创造,共渡难关。
“我讨厌一种人,他们把自己称为 企业家 ,实际上真正想做的却是创建一家企业,然后把它卖掉或 上市 ,他们就可以变现,一走了之。他们不愿意费力气打造一家真正的公司,而这正是商业领域里最艰难的工作。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能真正有所贡献。”乔布斯的话,今天揣摩,恰在时候。
只有梅花吹不尽,依然新白抱新红。
问题是,你要不要立于冰天,傲雪而放?
(作者为本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