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让更多人看到，那些改变我们生活的人究竟为何被称之为榜样，”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沃顿领导力与变革管理中心(Wharton Center for Leadership and Change Management)主任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这样说道。他是该奖项评审委员会的一员。“发现领导者因何当之无愧，是一种传达信息的方式，让我们所有人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思考领导者所看重的是什么。”尤西姆指出，这一奖项的评选标准反映出学术领域对领导力特质的研究：强调战略思考和任务设定，超越个人利益，激励他人行动起来。
七位“美国杰出领导者”分享了各自对领导力的智慧，甚至有一些非常个人的看法，是什么激发了他们对工作的热爱、公众生活带来的苦恼。他们的观点中有一个共通之处：处于领导地位的人一定要顾全大局，勇于牺牲小我。以下是各位获奖者的观点：
克里斯·克里斯提州长：因为接过华盛顿政客留下的烂摊子而在美国政界引起关注。作为一位与民主党州立法机关共事的共和党州长，他从2009年接任这一职位以来，成功降低了本州的财政赤字。他说：美国财政危机“是每个人的领导失职”。对于奥巴马总统，他的评价是“我不认为他对如何行使行政管理权有多少主意。你必须深入一线。但是在债务和赤字对话中却完全看不到他的存在。”
赢得公众信心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说真话”，克里斯提说道。“风格也是一部分。偶尔娱乐一些并无碍。”但是当被问到哪些政客没讲真话时，克里斯提一语双关：“我们只有20分钟的时间。”
近期风传克里斯提有意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但他却一再表示自己无意为之。“竞选总统归根结底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他指出，“你必须感到自己绝对做好了准备，(感到)这是你必须做的事情。如果我没有这种感觉，就没有义务仅仅因为自己看到一个政治机会而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以后会不会有此感觉？他又说道：“我以后可能会反悔。我可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是什么感觉。”
希拉·贝尔(Sheila Bair)，曾在2006年到2011年7月间担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金融危机期间，她不顾华尔街的反对，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储户的利益和整个金融系统。作为土生土长的堪萨斯人和前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曾经的职员，她在自己的员工中却颇受欢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美国政府中最令人快乐的工作单位。贝尔说，领导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明确使命，阐明目的。”而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说就是保护美国储户。当前最需要进行的财政变革 就是“要敢于让银行倒闭，”她指出。“市场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大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应该是市场力量使然，”而不是监管保护网的结果。
不论是贝尔还是克里斯提，都对外貌在公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敏感。贝尔描述自己曾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为《Vogue》杂志拍摄照片，当时她还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工作。但最后却被告知这一专访只会在线发布，而不是在印刷版上。随后，有的人在博客上戏谑称她不够吸引人，所以无法登上时尚杂志。克里斯提则嘲笑那些说他太胖、没法竞选总统的人：“这可真愚蠢，”他说。“这是偏见与愚蠢的最后残余。”
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搜索巨头谷歌公司的智库“Google Ideas”的负责人。他是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政策规划成员。科恩认为，是社交媒体的力量推动了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之后的大规模示威，然后又是“阿拉伯之春”。在回顾是什么让他顿悟了科技与自由的关系时，科恩描述了他研究生时去伊朗旅行的经历。他关注到伊朗年轻人通过“蓝牙”互发短信。而在美国，“蓝牙”通常是在开车时需要接听免提电话时才使用。2009年，伊朗政府关闭了网络和短信通信，唯一有用的就是“蓝牙”这种点对点标准，它并不用经过电信提供商进行发送。科恩问伊朗年轻人是否担心被发现，他们说道：“不用担心，国内30岁以上的人没有懂得蓝牙的。”这一经历促使他“从一种新的方式审视领导力问题。”
在谷歌公司，科恩也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他从40个国家召集了84个曾经的极端分子来公开反对极端主义。“没人需要费力组织他们，因为这太冒险了，”科恩表示。年轻人之所以加入极端组织，原因“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有)不满情绪——孤立、排斥、破碎的家庭、在学校被人作弄、没有其他选择。”年轻的极端分子告诉他，“如果有人能给出一个不要加入的原因，他们一开始就不会。我们错过了一个机会埋下质疑的种子。”除了在谷歌工作，科恩还希望把误入毒品、人贩子和其他非法网络中的非传统人员组织起来，利用透明性和科技来曝光、削弱这类网络。
弗里曼·洛堡斯基(Freeman A. Hrabowski, III)，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校长，“Meyerhoff Scholars”计划联合发起人。该计划旨在帮助有潜力的少数族裔学生掌握必要技能，攻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学位，从而培养出大量取得这些领域博士学位的非裔美
国学
生。洛堡斯基说自己是跟随马丁·路德·金开展民权运动的“儿童领袖”，他的工作是“教育儿童，杰出并非只有富人才能做到。”
洛堡斯基指出，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在国外的时间越长，他们就会越努力。在其他人的工作道德中耳闻目染，能帮助美国学生专注于用功。他对比了两名在学校的尼日利亚裔学生。其中一人在本地长大，另一人却回到拉各斯读寄宿学校。在美国长大的学生见到校长时会说：“好啊，博士！”而拉各斯回来的学生会说：“您今天怎么样，先生？” 洛堡斯基指出，换句话说，他就是在问：“我能跳多高？我准备好努力学习了。”
迈克尔·凯撒(Michael Kaiser)，约翰·肯尼迪中心表演艺术部负责人。他从四岁起就知道，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艺术界领袖”。凯撒先后在Alvin Ailey舞蹈剧院、美国芭蕾剧院和其他艺术机构工作，但他真正的灵感来自南非Market Theatre 剧院的创办人——Barney Simon。他在将音乐剧《奔向骄阳》(Sarafina)、阿索尔·富加德(Athol Fugard)的剧作介绍给世界观众的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凯撒说：“领导者并不是要为自己谋利，而是(要)制造变革。”
凯撒接受了肯尼迪中心的艺术职位，但并不需要为观众带来他们已经熟知的东西。“绝大多数人在被问到，他们最好的艺术体验是什么？都会说是让他们感到惊讶的东西。”凯撒指出。他举例说，肯尼迪中心两年前举行的“阿拉伯文化节”卖出了90%的票，艺术家都几乎是不为观众所知的。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两度获得普利策奖。他一直希望“把原本不引人注意的事情拿到聚光灯下，最终提上议程”，才能让“早上读报的人把咖啡都洒出来。”1984年加入《纽约时报》以来，他曾与妻子Sheryl Wudunn共同赢得普利策奖。2001年成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以后，他又因为报道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人权和其他主题而二度获得普利策奖。作为青年记者的他曾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认识到人贩的恐怖。在那里，他亲眼看到被拐骗的女孩被拍卖。克里斯托夫生长在俄勒冈州一家养羊和种植樱桃的农场。农场归他父母所有。他就读于波特兰州立大学，初次打开了看看外面世界的一扇窗口，并坚定了他利用教育促成改变的信念。
艾哈迈德·泽维尔(Ahmed Zewali)，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化学与物理学教授。1967年，他从祖国埃及来到美国，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亚历山大和罗赛塔两地间长大成人，并依靠奖学金进入亚历山德里亚大学。他“所有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回忆自己在埃及度过的青年时代，他谈起了20世纪60年代总统纳赛尔统治期间的生活：“整个国家如在梦游。”泽维尔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以及目前的加州理工学院获得教学职位。1999年，他因成功拍摄到一百万亿分之一秒瞬间的原子的运动情况而荣获诺贝尔奖。十年之后，奥巴马总统任命他为首位出使中东的美国科学大使。
“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得失而限制了梦想。”泽维尔说道。“最令我纠结的梦想就是：埃及实现变革，重拾往日辉煌，参与到现代世界中。只有依靠教育领域的文艺复兴，我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知识型社会。”
在被问到领导者的热忱来源于何处时，他说：“这多少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被我们的师长、父母所塑造、所打磨。某种……内在的东西让(这些领导者)比别人梦想得更多。”对于如何才能赢得诺贝尔奖，他指出：“如果你真的想要赢得诺贝尔奖，你不会获奖，科学类肯定是这样。如果你随它去，发展自己的热忱与关注点，你或许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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