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的公司命题

10月，苹果公司前CEO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即便苹果的 销售 策略素有歧视中国市场的嫌疑，但是，这丝毫没有降低中国“果粉”追思的热度，本土商业媒体的主编们毫不犹豫地将他的故事作为报道封面，给予的礼遇胜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政界领袖。乔布斯确实稀缺，但是，如此热捧一个外籍的商业人物，亦生动地体现了全球化浪潮对于中国社会的渗透。

假使10年前，中国没有加入WTO，也许不会妨碍乔布斯或者iPhone、iPad成为一个时期的流行，但是，中国的表现大概不会如此出彩：过去10年间，出口增加4.9倍，进口增加4.7倍，GDP增加2倍多，中国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全球经济力量“此消彼长”的进程，中国话语权成为持续热议的话题，以至于最近的G20会议，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也期待中国的出手。

遗憾的是，过去十年，中国依然缺少类似苹果这样的世界级的公司，能在若干主导性产业占据支配地位，左右全球行业的格局变动，参与到整个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去。下一个十年，“中国”总量规模的提升没有太大悬念，但是，中国公司群体的崛起依然任重道远。

不平衡的“挑战者”

从2005年开始，波士顿咨询公司（BCG）都会发布一份“全球挑战者100”榜单，这些“挑战者”来自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范围与老牌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开始重塑全球的行业格局。根据BCG的统计，从2005-2009年，全球挑战者平均实现22%的回报率，而全球老牌企业则仅为5%； 上市 的全球挑战者的平均营运利润率是18%，比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非金融公司的高出6个百分点。

中国一直都是拥有上榜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2011年榜单中共有33家入选，其中不乏华为、万向、联想集团、吉利控股等民营企业。但是，居主流的仍然是大型国有企业，行业分布集中在 矿业 和金属业、建筑业、钢铁业等传统行业。这种状况与其他新兴经济体有着相似性，100家“挑战者”中29家来自于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领域，而在消费品行业、制药业等领域则表现平平，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往往侧重于低成本的贴牌生产模式或者低利润的非专利药，缺少品牌、技术等核心资源。

在参与全球化竞逐的过程中，中国拥有竞争力的公司依然弱小。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今年8月，当时惠普宣布分拆PSG部门，中国买家曾被认为有机会接盘这项销售额约420亿美元的业务。但是，当我们将民营企业的翘楚华为、联想集团的资产负债表与三星电子进行比对时，无论从资产体量、盈利能力以及创造现金流的能力，中国公司与世界级公司依然有着量级的差距。比如，最近一个完整财年，三星电子的营业收入为1435亿美元，净利润接近150亿美元，而华为、联想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90亿美元和215亿美元，净利润分别为37亿美元和2.7亿美元。

其实，中国企业族群中存在着“巨无霸”的公司，比如中国移动，由于经营现金流强劲，截至2011年6月底，净现金高达3000亿人民币，被媒体调侃为遭遇“流动性过剩”的幸福难题，而中国数家银行亦跻身全球最挣钱的银行之列。但是这些企业强大的盈利能力往往来源于特别的制度设计，其整体的竞争力即便在国内也是被广泛质疑。

中国未来的“世界级公司”，大体存在着两类候选人，一类是以央企为代表，拥有制度所“特供”的各种资源，其布点的大量领域是非竞争性的；另一类则以新崛起的民营企业为代表，在竞争性的领域已开始累积全球化的筹码。至少在目前看来，这两类候选人都尚未在各自的领域形成支配性力量。比如，在自然资源领域，中国的钢铁企业长期受制于三大铁矿石巨头，而在消费品领域，中国公司的战场也基本停留立足于本土，在自家门口与全球性品牌进行“缠斗”，无论品牌或者技术资源，都需要一个逐步积淀的过程。

但是，某种宏观与微观的不对称已然产生：即当中国跻身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动参与者时，中国公司却往往依然是被动的产业接受者。比如，英特尔可以凭借芯片制造的优势，策动“超极本”，实现PC的更新换代，而中国下游匹配的产业链条却无力这么做，只能被动淘汰此前重金投入的设备，进行新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其回报往往仅仅是作为组装者的微薄利润。在消费类电子行业之外，这些例子都同样比比皆是。下一个十年，如果中国公司群体不能崛起，热议的“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增长质量都会大打折扣。

投资“创富阶层”

杰克·特劳特是“定位”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作为一个资深的品牌顾问，他将全球性品牌的塑造比喻为顶级的网球赛事，“中国有姑娘网球打得很不错，可是在全球，她们的排名仍然不是最顶尖的，必须要正视这个现实”。

特劳特说这话是在2010年的9月，大体9个月后，李娜就拿到法网的女单冠军。人们将李娜的获胜，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制度的松绑。

“世界级”的公司命题

事实上，只要外部条件允许，一个公司的成长往往可以是爆炸式的。就在中国入市的十年中，苹果、Google这些创新型公司重生或者迅速崛起，而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则完全从无到有，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即便在中国，过去十年，不乏像三一重工这等有惊人成长速度的企业。

下一个十年，中国公司，完全有时间去创造很多奇迹。

2007年末，金融危机的魅影浮现，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曾大胆提出“参股”的策略，比如中国的资本可以趁低价投资沃尔玛、大众汽车、高盛这等老牌企业，获取全球化中的部分资源。这种财务投资型的行为，或许可以从中分享红利，但是要成为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仅仅是投资是不够的。中东的石油资本在投资方面较中国更早更活跃，但是并未形成主导型的商业力量。

不过，内生型世界级公司的成长谈何容易。比方说，在特劳特看来，近些年真正成功崛起的全球性品牌也仅仅是“三星电子”。而三星之所以崛起，乃是企业家精神、政府资源支持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于中国公司的企业家而言，时下的持续成长面临着诸多的诱惑和桎梏。比如说，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警告说，中国公司搞 房地产 挣钱太容易，没有创新的动力；索尼前总裁处井伸之说，中国公司本土竞争太激烈，必须要在本土市场的竞争中胜出才行，但是如果把许多资源用于海外发展，恐怕无力顾及国内市场。此外，体制内不容易产生企业家，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家则抱怨税负过重，国内产业环境不佳，且能得到的支持力度太少。

更糟糕的是，国内具有真正“创富”精神的企业家可能在流失，其中相当部分转向“挣快钱”，更有部分则是直接走人。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有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正在申请移民，还有近一半的千万富豪正在考虑移民；而招商银行联合贝恩公司今年4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在个人资产超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另有47%正考虑移民。

事实上，中国下一个十年，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教导中国的企业主们如何与世界打交道，也不用告诉他们获取产业话语权的好处——生意人自己会做出最理性的决策，更重要的工作在于，中国内部能否持续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激励架构，使得更多的企业家有意愿、有资源去投身缔造世界级企业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