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9月01日    商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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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贤方,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

  上期《特别策划》推出了专题《败退中国》,为中国商业环境中普世价值的缺失,把脉并寻找出路。远在美国纽约的刘贤方教授,读到该系列文章后,有感而发,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特性和内涵入手,深入解析两种文化系统下的商业竞争方式,一边是正面的殊死搏斗,一边是“上兵伐谋”的兵不厌诈,虽然这两种方式各有优劣,但留给我们思考的却是更深层次的东西。

  中国人说“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这一说法也有助于我们对文化差异性的认识。当我们长期地生活在某个文化中,就习以为常,习惯成自然,丧失了文化的敏感性。只有跳出自己文化的圈子去观察,才会对自己的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目标的实现与手段

  多年前,由我牵头,纽约理工学院与我的中国母校江西财大开始了MBA的教育合作,那是得到教育部首批批准的中外合作学位项目之一。那时商学院的院长是斯班达博士,出生在英国,他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既有美国人的风格,也常体现出英国人的烙樱

  为了MBA项目的执行,我与斯班达博士有过很多接触,也对他有了较深的了解。他在谈判桌上,颇有大将风度,反应敏捷,目的性明确,会很技巧地争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因为我的文化背景,我也很容易注意到他的短处:考虑问题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不会换位思考,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有时他甚至是不合情理,比如,在讨论学费缴纳方式时,就产生了分歧。斯班达的想法是美国的惯例,即学生在每门课程注册时缴纳此课程的学费,但中方提出学费分两次缴纳,在开学启动时和项目中期,那是为了便于工作执行——因为中国有外汇控制的换汇程序非常麻烦。本来,缴费方式只是细节,可他却不愿意让步,而中方也很坚持。之后我私下提醒他,这对我们不是关键,但对中方则是挺重要的,我们没有必要坚持。最后他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我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当对方在谈判中作出一些重大让步后,我就会觉得我也应相应让步,那就改善了气氛,有利于推动整个合作。而他却往往会得寸进尺,提出更多的要求,是以争而寻取全胜。

  类似例子也发生在中美外交上。1999年朱镕基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当时中国为了加入WTO,准备作出大幅度让步。在谈判桌上,朱总理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他直截了当,几乎答应了对方的所有条件。本以为可以顺利达成协议了,没想到美国人毫不领情,在立场上更为苛刻。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当中国代表团离开华盛顿后,美国人就开始后悔了。朱总理在去加拿大途中,接到了克林顿总统亲自打来的电话,请中国代表团回去再继续谈,并表示愿意重新考虑美方的立常朱总理当时回答说,那还是到 北京 再谈吧。

  其实,朱总理在会谈时犯了一个文化错误。若是在与中国人的谈判中,一方做出了大幅度让步,就传达了一个信号,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气氛,另一方也会善意回报,这就比较容易获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他是在与美国人打交道,那不是他们的文化特征,在那样的跨文化谈判中,应该是Given and Taken。

  堂堂正正与兵不厌诈

  MBA课程设置中有一门重要课程:策略管理学,其核心是 战略管理 过程,对公司外在环境和内部特征的分析,制定公司的目标,以资源的运用去创造竞争优势,通过计划的执行去实现目标。

  策略管理学产生于西方,这门学科所体现的是西方人的思维特征:严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起源则是军事策略学。我们若看战争的发展史,就能观察到文化对战术的形成和运用的影响。西方军队是靠严密的队形,来获得正面的攻击力和防卫力。以罗马帝国和马其顿的步兵方阵为例,那是由贵族和平民排成20排以上密集的队伍,身披重甲,手握长枪,长枪前部就架在前排士兵的肩膀上,当前面的士兵倒下了,后面的就紧接着补上。这一方阵的正面就形成了真正的丛枪如林,而后面紧跟着的则通常是奴隶,做后勤和护理工作,或是标枪手,不停地向对方投掷标枪。这个方阵的两翼则由骑兵担任保护以不受冲击。很明显,这种战术的突出点是正面冲击力,要紧之处是两侧的防护,必须始终保持严整的队形。而它的弱点就是队伍转动不便,战斗力在复杂的地形情况下就难以施展了。

  这种以整齐严密的方阵队形,步、骑、弓箭、投枪诸兵种密切配合的战略,体现了西方人的文化——思维严谨,强调科学分工,长于系统工程的组织。而东方民族,包括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在历史上就从没出现过这种堂堂正正的正战。中国人的战术并不重于队形的严整,而是作战的机动性和战术的灵活性。在这种战术意识的支配下,军队的单位攻击力和防护力并不强,正如《孙子兵法》所提倡的“诡道”,不按常规出牌,那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革命部队面对着比自己强大很多的敌人,在长年的军事对抗中,总结出了一整套规则,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观念、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等军事法则。所有这些战略战术为中国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战略战术也正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国民党的将领在成为俘虏后,总是很不服气:仗哪有这样的打法?因为“诡道”所强调的不是针锋相对、以强克弱,而是避实就虚、因势利导、以柔克刚,而最高境界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体现的就是中国人的谋略。

  中国谋略的精髓

  西方社会强调个人、独立性、自我实现。在这一文化影响下,商业经营中则是强调目标、实力和竞争。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司目标定义为“利润最大化”。西方人在谈判中,会把想要得到的毫不掩饰地摊到桌上,讨价还价,他们也会妥协,但那是迫不得已,放弃是为了得到,相信强者为王。

  商业领域的西方学者们,在对竞争的深度思考中,系统地分析、总结出一整套手段,称之为竞争策略。那是堂堂正正的正战,以竞争优势的创造为取胜之道。比如,公司经营中做到更好或更便宜,以超越竞争对手;若是处于竞争中的弱势则如何去追寻强者不屑于做的,从而成为第一。核心观念是如何使自己获得强势,从而使自己在各路英雄的竞争中,成为买方的必然选择。

  而中国文化所讲究的则是谋略。什么是谋略?那多半来自于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是经验的积累,是人性的参悟,是生活智慧的结晶。所谓谋略,强调的是“上兵伐谋”、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我们看中国古代兵法中的三十六计,如“瞒天过海”、“笑里藏刀”、“趁火打劫”、“欲擒故纵”、“借尸还魂”、“调虎离山”、“上屋抽梯”等。谋略就是不同于西方的策略,看上面这些规则又有哪些是强调先要做大做强,再去打败对手?

  谋略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谋略所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城府,就是不会开宗明意地表明自己的目的,即使表明了也不见得是由衷的。仔细想起来,咱中国人最善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不是吗?我们去个体户商店买东西,也都不会直奔主题,只怕对方漫天要价,而是东挑西捡,半天过后才会“不经意”地看到意中物,再砍起价来。在生意场上这似乎是惯例了。

  在高度竞争下,最好的方式是合作,可要推进合作,就先要了解对方的意图和需求。可是,因为对方也讲究谋略,他的目的往往不可言传,也难以意会。所以,中国人在生活的磨练中已学会了仔细观察、刻意琢磨,设法了解对方的意图。而真正的高人,那可是炼就了火眼金睛,能够明确解读对方的意图和需求,包括那些尚未明言的,甚至是连对方都没有清晰意识到的需求。只要有此火候,也就能够做到投其所好了。

  明末洪承畴的降清过程就是一经典例子。他是朝廷重臣,很得崇祯皇帝信任,官至蓟辽总督。后在抗清中兵败被俘,他抱着必死决心,对于前来劝降者,或是破口大骂,或是闭目不语。已降清的故友范文程受皇太极之命前去劝降,受到了冷落。范退出房门,在窗外仔细观察,见梁上的灰尘跌落到洪承畴的衣袖上,洪很小心地用手指掸去。范即推测到此人尚在留恋人生。接下来,也就是皇太极亲自去探望了,他见洪承畴衣着单薄,就把自己的御衣解下披在洪的身上,洪不由地叹息道:“乃真命世之主也1便“感恩戴德”地跪下,归顺了清朝。

  以我所见,洪承畴早有苟且偷生之意,只是过去太道貌岸然了,面子上下不去,有了一个台阶下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投降了。而在此案例中,范文程改换门庭后,先建一大功,就在于其善于观摩,窥破了洪承畴的心思。

  谋略二:欲要取之、先要予之

  中国人的谋略,也体现在“欲要取之,先要予之”的观念上。《资治通鉴》记载着“为卒吮脓”的典故,这一道理说得非常透彻。战国初期的吴起为著名的军事家和统帅,在鲁国、魏国和楚国担任高级军事职位期间,屡战屡胜。在战场上他率先垂范,爱兵如子。

  根据历史记载,吴起任魏国大将时甚至用嘴为某个士兵吸吮疮脓,可那士兵的母亲闻之却失声痛哭。人问其故,她说:“吴将军用嘴为我儿子的父亲吸过疮口,他父亲泾水之战勇猛冲杀,战死沙场,现吴将军又为我儿子吸脓,我不知儿子又会死在哪里,所以才为他哭泣。”长官的关爱,上级的信任,那是要回报的,而且还得是“滴水之恩,当报涌泉”。这一可怜的妇人是明白人,她已把中国文化看透了,才会如此地悲切。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就是要“投桃报李”,这是潜规则。所以在商场上打交道的中国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就会先去考虑对方的目标和利益所在——因为只有对方利益的存在才有目标的一致性,才有合作的基础,才有持续的动力,也才有自己的赢利和目标的实现。那么,在生意场上,各方所寻求的往往就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利益共享,是双赢、共赢。

  谋略三:曲径通幽

  而且,中国的谋略,更是去寻求曲径通幽的境界,即通过巧做计划 ,以达到“攻心为上”的结果。

  在高阳的《胡雪岩》中提到了清朝年间的行贿方法。地方官员到了京城要想孝敬朝中在位者,要先到琉璃厂的古董字画店去探路。在讲明了要送某位官大人多少银子后,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对方,送礼应送某画家的某幅画。约好付钱之后数天来取,该店老板就会去那位官大人家,用所收到的银子买下了他家所收藏的字画,再转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再去登门拜访,把艺术品作为礼物送了出去。在完璧归赵后,行贿过程也就优雅地结束了。

  如此运作,既达到了行贿目的,又减少了政治上的风险。当然,这样的把戏能够不断延续,愈演愈烈,就在于存在着必要的“诚信”,也就是今天通常说到的“潜规则”:行贿者得对中间人有足够的信任,才会把金钱交给他,而店老板作为中间人,只能收一笔中介费,不得乱来,这靠的是“诚信”建立起的口碑;而官大人更要是“君子”,在不露声色地受贿之后,要替人办成事——如此而来,这个机制才能良性运转。

  谋略四:不可沽名学霸王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诗句来自于毛泽东的著名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当中国解放战争中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以北所有地区都已获得解放,国民党军队退守到长江以南。当时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上位,提出与共产党和谈,其实是试图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斯大林也建议中国共产党接受南北治的局面,因为担心美国政府借机出兵。而熟读中国史书的毛泽东则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把项羽的失败归咎于他的“沽名”,即沽名钓誉,做重大决策时受制于“务名”的考虑。在推翻秦朝后,有人劝项羽说:“关中这块地方,以山河为屏障,四方都有要塞,土地肥沃,可以建都成就霸业。”但他却答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1在鸿门宴上,除掉危险对手的最佳良机就在举杯之间,然当刘邦谦卑地向他服软时,他就不忍下手了,最终听从了项伯的话,“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放虎归山。这才有后来的楚汉两军相争。在中国的大多数历史中,都是奸雄打败君子,而后再道貌岸然地坐天下。

  中国历史所体现的是原始的生存法则,是弱肉强食,是为了消灭对手、取得胜利而不择手段。而所谓的“仁义道德”只是为终极目标服务的手段。

  总而言之,中国人的谋略不是以逻辑性和系统性为特征。谋略着眼于城府、心计、运作,要做到“听锣听声,听话听音”,要明白“欲要取之,先要予之”的道理,要达到“曲径通幽”的境界,且是以胜利为最高原则,而不可去“沽名”……这才是真正的深明大义了。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很多行业面对的是全球化的竞争,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业公司在跨国的市场上进行着殊死搏斗。那么,哪一种文化系统更有优势,哪一种竞争方式更具竞争性,是西方的策略还是中国的谋略?我想,它们是不同历史环境的产物,各有千秋,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十八般武器,都有自己的击发点。但我相信,全球竞争中的最大战斗力属于那些集世界之大成者。

  所以,我们就应该去集中西文化优势的大成,寻求对各种文化的融会贯通,建立起新的竞争意识,既要有西方人的策略,也要有东方人的谋略,那就是所谓的“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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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读管理故事:《驴肉卷饼》
一哥们去买驴肉卷饼,对老板说:“给我卷一个,不要葱, 给我多放点肉,放,放,再放,再放点,再多放点……” 
老板抬头看着他,幽幽地说:“我给你卷头驴吧?”   
启示    
服务的前提是利润,利润空间可以被挤压,但绝不能消失,否则连同利润一起消失的还有服务。
所以不要一味的过度要求,每个人都要生存,你拿走了他生存的空间,服务也就消失了。
请尊重每个行业每一位尽心尽力为我们服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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