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中国为何难产乔布斯 四“困境”使然

乔布斯去世之后，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媒体的悼念之声屡屡不绝，一个问题时不时地被提及：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个乔布斯？

我原本没有兴趣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突然在一向很严肃的《参考消息》上也读到了这样的头版头条：《中国呼唤乔布斯式的创新人才》。

实在忍不住了。就写一点。

要回答“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个乔布斯”，其实只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行了——“为什么在中国做民营企业总是那么难？”

这个问题当然很“中国式”，因为，乔布斯到死都没有问：“为什么在美国做民营企业总是那么难？”

之所以很“中国式”， 是因为这个问题有一个中国式的土壤，这种土壤造成了民营企业的四个“经典困境”。

困境之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能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

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是这一规律的揭示者之一，他把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市场，包括集市、店铺和商贩，另一类是高级市场，包括资源性产业、交易所和交易会。在他看来，纵观各国历史，“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称中国，那里几乎可以根据确定的地理位置量出市场的数量。”可是，在高级市场上，中国从来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在中国，商人和银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护和受国家鼓励的公共事业中进行投资······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等级。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拉回原地。”

在乔布斯的商业世界里，是没有底层和顶层之分的，但在中国有，而且还很多。

困境之二：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

就中国的个体商人而言，他们不缺乏通过 风险投资 而追逐更大商业利润的欲望，也不缺乏如马克斯·韦伯所称道的“新教伦理”式的勤奋节俭和以财富积聚为生命目的的观念。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乔布斯相毫不逊色。但是，一旦涉及到市场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时，中国商品经济难以获得最终发展的原因就立刻非常强烈地突现了出来。财产在法律上的“权界”及其不可侵犯性，从来只存在于民众彼此之间，而根本不可能存在于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与“子民”之间，统治者对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拥有任意宰割的无限威势。

困境之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

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

与此同时，天性趋利的民间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制度性的官商经济模式。自宋之后，中国最赚钱的商人大多是“红顶商人”型的，其财富来源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商人阶层对技术进步缺乏最起码的热情和投入，成为一个彻底依附于政权的食利阶层，他们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为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在乔布斯的商业世界里，政策寻租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而且很难实现。但是在我们这里，它是一个普遍现象。

困境之四：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史家司马迁就指出了当时工商界出现的两个财富积累特征，一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二是“以末汇财，以本守之”。历两千年以降，中国商人尽管创造了无数的物质文明，某些家族及商帮在某一时代也积累过惊人的私人财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而是因为，财富的积累必托庇于拥有者与政权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因而，财富的可持续积累和安全性，不完全地操于拥有者之手。在财富传承这一命题上，产业的拓展和资本积聚能力，远不如政商关系的保持能力重要。

这四个“经典困境”构成了中国商业世界的基本特征，也就是中国为什么无法出现乔布斯的原因。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制度环境，我们就是把嗓子都“呼唤”破了，恐怕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