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毛氏情结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早晨，蒋介石在其台北官邸与蒋经国和随从晤谈。突然，蒋介石发问：“你们说，什么是艺术？”蒋经国和随从不知其为何发此一问，只好微笑作陪。

　　“毛泽东打仗是艺术。”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艺术。”他接着说：“我们要研究毛泽东，要学习毛泽东。”

　　作为毛泽东一生的对手，蒋介石尚且发出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最由衷的赞叹，那么，在中国大陆，一些企业家在企业经营实战中学习毛泽东、借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技巧，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智慧、谋略和思想，已成为当代商家效仿和膜拜的对象。很多企业家的市场战略都明显带有毛氏风格，处处闪烁着毛泽东的谋略智慧。热衷学习毛泽东，是因为在毛泽东身上有一股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靠着这股力量，能够让一群人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迷茫中寻着方向，在绝望中重塑希望，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借鉴一 农村包围城市

　　在众多追随毛泽东企业家中，最能从企业实战经营中看到“毛式风格”痕迹的，莫过于娃哈哈集团董事局主席宗庆后。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深知中国的国情，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中国革命最终带向胜利。同样，作为毛泽东忠诚粉丝的宗庆后也是农民的儿子，曾在农村生活过15年，十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销售区域的选择，是渠道策略中的第一要素。对娃哈哈来说，到底选择以大中城市为主，还是以小城市、农场乡镇为主？这是一个关乎全局的决定。

　　宗庆后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就饮料产品、家用电器等大众消费品而言，中国市场的"肉"在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城镇和农村，而"骨头"则是那几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前者为主战型市场，后者为窗口型市常”

　　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娃哈哈制订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销售区域策略，并组建了与其他企业完全不同的渠道模式联销体模式。娃哈哈知道若像可口可乐一样靠自己的直营力量将产品铺向乡镇，一是耗费巨大，二也远难达到广泛铺货的目的。只有动员成千上万的经销商，织成星罗棋布的“蜘蛛网”，才可能将产品铺到农村乡镇的角角落落。

　　在中国实战派营销中，靠着对毛氏兵法的娴熟运用而称雄一方者，大有人在。比如在商海中几度沉浮的鬼才史玉柱。

　　因被“巨人大厦”拖垮，史玉柱曾背负“中国首负”恶名。为筹钱还债，痛定思痛的史玉柱选择了用脑白金作为自己的翻身之战。为保证借来的50万能得到最大限度增值，史玉柱专门跑到江苏江阴，与乡下的老太太拉家常，摸清楚了农村老人对保健品市场的真实需求。于是，靠一句“送礼只送脑白金”的超恶俗广告，史玉柱在两年内摘掉了“中国首负”帽子，重回亿万富翁阵营，其中所用的策略就是毛氏兵法中“农村包围城市”的翻版。

　　借鉴二 艰苦奋斗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的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想。”

　　工农红军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军队，原因之一是他们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而这一点被任正非和他的华为学得形神兼似。

　　华为成立于1988年，最初的启动资金只有2万元。彼时，许多国际巨头已经纷纷抢滩中国，对国内企业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抢逼围。在国际竞争的重压之下，为了生存，任正非不能不采取毛泽东惯用的“敌进我退”策略。

　　为此，任正非定下了“保证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有必要且可能时还将加大拨付比例”的铁律。之后，更把“狼性文化”作为企业生存核心理念，通过树立艰苦奋斗的内部风气以提升整个公司的团队作战能力。

　　靠着几代人的艰苦奋斗，2010年，华为销售收入1852亿元，净利润238亿元的成绩深深刺激着所有竞争对手，让思科、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洋电信巨头不得不对华为及任正非刮目相看。

　　借鉴三 思想改造

　　共产党的军队为何能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屡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毛泽东善于做思想教育，善于通过思想改造在军队内部实现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这也是“毛派企业家”在学毛用毛过程中最为看重、也最有心得的一点。

　　陈天桥对毛泽东十分崇拜，他不仅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一套《毛泽东选集》，也曾经模仿毛式语言专门写了一篇《论“新文化运动”》，在盛大公司内部开展文化整顿。据称，他聘用唐骏为盛大CEO也与这份喜爱有关，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毛的崇拜者。唐骏在微软中国公司时，曾经包了一个专列，带领员工浩浩荡荡上井冈山参观学习。

　　IT大佬马云，在阿里巴巴最为艰难也最为关键的2001-2003年，推行过3种“毛式管理”运动。那段时间，马云希望以“延安整风运动”来统一价值观、统一理想，以“抗日军政大学”来学习 干部团队的管理能力，以“南泥湾开荒”培养销售人员面对客户应有的观念、方法和技巧，最终达到“把跟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没有共同使命感的人，统统开除出公司”的效果。

　　借鉴四 社会理想

　　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时，很多人看重的是毛泽东在识人、育人、用人、御人等“术”的层面的独到之处，而另有一群“毛派企业家”，却更多是因为认同毛泽东的政治理想。

　　在即将从招商局董事长这一高位隐退之际，秦晓高举“普世价值”的大旗，提出要彻底掀起一嘲去意识形态化”的全面反剩

　　作为高干子弟，“文革”中的秦晓，曾把主动参与运动视为实现毛泽东革命理想的社会实践，但随着“文革”的演进，秦晓经历了太多不理解的人与事，并最终因为个人的沉浮，开始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思考这场思想大颠覆。

　　因缘际会，秦晓最终参与了整个中国经济变革 理论框架的设计，并亲自主掌了招商局这一超大国企的内部变革，这得以最终让他推崇的“自由市场理念”部分纳进了招商局体制变革 进程。

　　在理论界沉寂多年后，秦晓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晚期，抛出了一个最重磅的“思想炸弹”，认为中国要加速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更加深入启动“去意识形态化”进程，就应该进一步加速“体制内变革 ”。

　　这个当年的“红小鬼”、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拥护者，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再次引爆了该如何看待与接纳毛泽东思想的争议。或者，这种争议本身就是对该如何理解伟大与复杂的毛泽东思想的最有创造性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