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晓庆到黄光裕：违法发财时代的终结？

备受关注的黄光裕一案，在经过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后，终于在3月29日、30日进行了非公开的庭前质证。此前，检方指控黄光裕涉嫌的罪名有：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及泄露内幕信息罪、单位行贿罪。

从牟其中到赖昌星、从刘晓庆到仰融、从杨斌到周正毅、从顾雏军到黄光裕，一系列民营企业家的落马，说明积累多年的问题终究将会爆发。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正面临历史性变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正经历一场历史性的筛选和分野。一个个富豪的陨落，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完结——那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疯狂阶段正在被历史的强有力的巨手画上句号。不管富豪们是否愿意，曾经的疯狂、无序、血腥、欺骗必然遭到强力整肃，继续铤而走险的富豪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将不会有未来。

民营企业是中国的希望，中国制度创新的巨大成就和民营企业的成长分不开，包含了企业家的无数辛苦与心血，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功绩。但我们同时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到，许多民营企业的发迹有着深重的原罪色彩——那迅速壮大的民营企业未免有些先天不足，那迅速致富、拥有天文数字身家的富豪们未免有些下盘发虚，那可歌可泣的所作所为未免敢于拿到阳光下来晾晒！这就是中国转轨期的严酷现实，这也是几乎一切发展中国家（如“裙带资本主义”的东南亚）难以避免的副产品以及残酷的历史与现实。

然而，将所有的脏水泼向民营企业家们却也是不公平的，“原罪”的讨论更是不应该地遗漏了其中复杂的社会背景。事实上，笔者早就指出，变革 实际上意味着对原有种种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打破。因此以原有体制而论，变革 者必然有“原罪”；但以变革 者而论，却是传统体制有“原罪”。中国的“问题富豪”也是这样，他们事实上是长在“问题制度”之树上的果子。“问题制度”缺陷太多，“问题官员”太腐败贪婪，这些无疑是导致民营企业家“出事”的重要背景。

但没有办法，民营企业家必须一方面向前走，另一方面要学好，从野蛮生长走向文明生长，而这一条路注定将是狭窄的，并且人们不太愿意去选择。正如《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所告诫的一样：“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7章 13-14节）。

但如此洁身自好、自律前行的道路有谁去走呢？财经作家张小平，在出版了畅销书《首富真相——黄光裕家族的财富路径》以后，又推出了最新财经力作《首富长青 ——刘永行兄弟中国式创富》，试图记录“走窄路”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标本。在书中，作者把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喻为“贫瘠土地上长出的商业奇葩”，足见其道路之曲折艰难。

在中国变革 开放前30年的过程中，我们遗憾地看到：那些踏足原罪捷径的民营企业家，其实往往不一定深陷黄光裕似的囚境，很多人一直悠游在法网之外，甚至轻易逃逸、凭着非法敛聚的巨额财富在国外过着神仙般的日子；而当初像刘永行兄弟一样严以律己、拒绝官商勾结、跻身道德窄门的企业家们，却无异于自绝“时代机遇”、自废武功，而能够硕果仅存、创造30年基业长青传奇的刘氏兄弟算得上是少数甚至异数。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行为畸变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违法，就别想发财；想发财，就要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前30年的中国社会，不靠贿赂等非法手段想要成为富豪简直寸步难行！基于此意义上来讲，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就像是一根木炭——如果你硬要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所以中国人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思考：如果不创建一个好的他律性的制度，如果政府官员不能被迫约束自己，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

当然，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推在制度头上，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

事实上，西方清教徒企业家是从“禁欲”开始走上商业之途的，我们的企业家则是从“贪欲”走上发展之途的。大多数企业家对于自己的经营目的并不明确，攀比心态、“江湖”心态严重，表面上是民营企业家，骨子里其实是“江湖豪客”，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取财富、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许多人想的是钻制度的空子，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的办法，去实现一夜暴富的贪婪目的。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冒出来的这些“转轨富豪”？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建立起一整套理的财富伦理，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变革 就有可能陷于社会矛盾的泥淖不可自拔。

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以经济变革 单兵突进的中国变革 至少存在三点明显不足：一是在经济建设层面，财富的积累迄今未能建立起完善、成熟的游戏规则；二是在社会平衡发展层面，缺乏收入分配的应有调节，导致财富鸿沟不断加深，社会上出现“仇富心理”；三是在精神规范层面，变革的意识形态在为私欲正名的同时，却缺乏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这一远大理想的扎实建构，因此陷于另一个极端，日益将社会引向物质崇拜、金钱崇拜。

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禀实而知礼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往往正好相反——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帮守规矩、讲诚信的好人，然后才有发达的经济，即“知礼节而仓禀实”。从英美文化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先有“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

中国是一定要往前走的，中国的市场体制也必定会越来越规范。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们”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

从这样的历史眼光看，“刘永好现象”就更加宝贵并值得研究。刘永好为什么能与众不同地坚持走出一条好人之路，支撑其前行的道德与伦理力量是什么，与西方清教徒企业家们道路相比，刘永好式的好人道路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从刘永好的经历在体制变革、企业变革与文化变革上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

中国没有选择，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单纯、欢快的旋律之后，中国社会将进入新的财富乐章，遵守最低规则（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追求更高准则（负起社会责任，作高尚企业），将日益成为新的时代强音。

中国没有选择，历史将越来越告别“问题富豪”时代，走向“阳光富豪”时代！中国的富豪同样没有选择，只有自觉地告别“问题富豪”时代，走向“阳光富豪”时代，才能走向大有希望的明天！

在徐徐展开的中国“阳光富豪”的大舞台上，人们将乐于看到有越来越多像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一样的富豪站出来，走上前台，经受阳光的考验。人们将乐于看到，一代“阳光富豪”将真正铸造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的腾飞。

而在此大转型过程中，除借鉴刘永好等的行为外，中国民营企业家实在还应该读一下《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3章24节中的这样一句值得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警醒的话：“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