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那些临危受命的女人们

　　38岁的Lara Giddings女士这周一（1月24日）宣誓就任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第44任州长，是塔州第一位女州长，也是澳大利亚六个州现任州长中的第三位女州长。其他两位分别为冷静面对前两周洪水泛滥的昆士兰州州长Anna Bligh（50岁）和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 Kristina Keneally （42岁），加上去年当选的女总理49岁的Julia Gillard，这四位澳大利亚工党各地领袖的平均年龄为44.75岁，其中Lara和Julia均为未婚。对了，澳大利亚还有一个68岁的女总督Quentin Bryce，再算上商界中澳洲电信(Telstra)董事会主席Catherine Livingstone 和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首席执行官Gail Kelly等等，在澳大利亚政坛和商界女性领袖的比例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的确较高。同样作为女性的我没有在此炫耀澳大利亚女性地位崇高的意思，而是想说说这些女性上任的背景。

　　Lara上任的原因是前任男州长David Bartlett先生主动请辞，她作为副州长被推选接任。而David辞职的理由是一周七天的忙碌工作与他希望成为两个年幼孩子好父亲的愿望不兼容（他上周日在Facebook上公布的辞职宣言上原话是 “working seven days a week and wanting to be a better father for Hudson and Matilda has become incompatible as the children are growing up”），他宁愿退居党内做副手的位置换得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他的这一选择估计会让许多中国崇尚 “先天下之忧而忧”相信任重而道远的弘毅之士不能理解，也可能让不相信这一简单理由的复杂头脑觉得他肯定另有隐情。然而众多的澳大利亚人民包括我本人的确相信这是一个十足充分的理由，因为这是一个讲究人性的社会，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最亲近的家人都不能尽职尽责，你又如何能相信他对他人对社会能全力以赴尽忠职守呢？我们对他个人的决定当然不能表示反对，但我们也会回顾一下他的政绩。David是民选的州长，然而在去年年底当选州长仅10个月的时间他的支持率已经低于30%，如果没有绿党的支持他的威望早已不如在野的自由党了。所以Lara女士实实在在是临危受命，未来三年将面对的肯定不是轻松的日子。

　　Lara当然不是澳洲政坛上第一位临危受命的女性。现任的其他两位女州长和总理其实都曾面临类似的局面勇挑重担，只不过Anna和Julia之后都幸运地凭实力正式当选。而她们的前辈上世纪90年代维多利亚州前州长Joan Kirner、西澳州前州长Carmen Lawrence还有北半球加拿大前总理Kim Campbell等临危受命帮人收拾残局之后就没有这样的好运，全部在竞选连任时败北。新州州长Kristina是工党近五年任期内推选的第四任州长（前三任全部为男士），目前正处在换届选举过程中，能否连任还是个未知数。商界中也有类似案例，比如澳洲James Hardie 公司深受石棉官司影响时任命的主席Meredith Hellicar 和美国Lehman Brother 投行的首席财务官Erin Callan接手的都是装了毒酒的金杯。

　　最近英国有个商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西方国家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当选一些“安全”的职位，但面临危机和明显输局的时候女性比男性通常得到更多的支持。这到底是女人比男人更有实力和毅力去收拾残局面对困难呢？还是男人们不计较女人的无能找个替罪羊来脱身呢？

　　一直以来玻璃天花板是无处不在的。即使现今的跨国公司都有一条多样化和包容性（Diversity & Inclusiveness）的指标，女性在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中的比例是考核标准之一。这本来是个提倡男女平等的好事，但当你作为其中一员听到男性高管意味深长地谈起这一指标时还是会有些不自在，仿佛觉得自己这个位置不是凭实力得来的而是为了满足这指标的滥竽充数。我有一个在19个国家工作过的男同事作了一个总结，就是获得同一高位的女性论实力至少要比男性高出30%。我不知道他的数据来源，但我不否认这还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即使在澳大利亚这个拥有女总督女总理女州长女市长地大物博人口不多的国家。

　　虽然大部分女性还是更愿意选择简单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能够拥有数位临危受命的女性还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生活在其中女人们的快乐指数，我相信一个让女性从容快乐的社会才是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我也相信这世上从来不缺少优秀女性，只是希望有更多从容快乐的女性，手里端的都是盛着美酒的金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