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最早的一批家族企业创始人来说,这个问题很现实:生儿育女的时候,政府还没有 “只生一个好”的号召,转眼间,分家已经不得不有所考虑,何况,中国一向有着“诸子均分”的传统。然而,大凡企业运营决策,决策权的集中也相当重要,均分股份,往往就是均分控制权,为家族企业后续运营带来了无限隐患。
事实上,“兄弟阋墙”已在香港不少家族企业上演过,本期专题涉及的香港利丰和李锦记早年都曾出现过家族领导危机。近几年香港最为知名的家族纷争,或许应该是新鸿基地产。最新的《福布斯》香港富豪榜说,郭氏家族财富为200亿美元,这等体量的财富处置,仅仅依靠亲情肯定是不够的。据说, 浙江广厦 创始人楼忠福,本世纪以来考虑最多的事情,就是接班问题,尤其担心家族内哄。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本专题中,谈到了方太厨具董事长茅理翔有个“口袋理论”,基本讲的就是分家。可在李锦记第四代传人之一的李惠森看来,这种分“口袋”或许算不得一个解决方案——做了ABCD四个口袋,分给ABCD四个子女,然后呢?第三代接着拆分“口袋”?这种做法或许是仅仅将最核心难题推迟了一代人。
在国外,颇为流行的方法就是成立类似“家族信托基金”的机构,可以不分割家业但是后代能分享财产收益权,有些家族为了维持其家族控制权,甚至会规定后代只享有信托基金的收益权,而没有处置权。然而,甚至分红都有可能影响到家族企业的运行,尤其家族企业没有遭遇到好年景。比如道琼斯公司在2007年被新闻集团收购前,其真正掌权的是班克罗夫特(Bancroft)家族,为了维持家族30多位成员的红利,道琼斯常年承担分红压力,比如, 2006年,公司支付了8320万美元红利,而当年利润收益(不包括特殊项目)仅仅为8160万美元。难怪有批评人士说,班克罗夫特家族的红利耗尽了道琼斯宝贵的资本,使之在产业变革中无力扩张业务。
“李锦记”家族选择了一种颇具挑战性的做法,7位核心家族成员每个季度都要聚会4天,坦白说,现代社会这种做法确实不易,难怪“思利及人”的价值观在其家族内部尤其重要。可是,家族第四代有5个人,第五代就是14人了——相当部分仅仅是堂兄弟或者表兄弟。随着人数规模的扩大,血缘关系的疏远,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制度计划 究竟能维持多久?未来恐怕同样会有家族成员提退股或者上市的问题,难怪“家族宪法”要维持必要的弹性。
我们曾经将类似家族分权的问题问询匹克体育董事长许景南,他很满意现在家族共治的局面,毕竟“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然而,长子许志华主管销售和渠道,次子许志达分管生产的事实,仍然让我们有些惶惑,如果许景南不给出仲裁,两兄弟各自基于事业领域而产生歧见能在家庭的饭桌上调和吗?
本专题中,李锦记是真正的百年老店,其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波折,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即在调节家族企业内部关系时,我们可以期待温情,但更重要尊重基本人性,早做制度性的计划 。李锦记、方太的案例分别提供一种参考,福建系的运动品牌也在探路中,而如果像宁波佳星一样有一位“创二代”,则要为创业型的子女早做计划 ,其实这同样涉及到分家和分业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