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企业的五大基因

　　30年变革 开放，企业家从男三号转正为男一号。而在此之前的漫长近现代史里，政治家是铁定的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企业家只能是披着为富不仁外衣的男三号。从被社会鄙视的财富攫取者，到民族振兴的顶梁柱，企业家辉煌史自此揭开了新篇章。

　　吴晓波先生潜心研究国内企业家成败机理，在他的《大败局I》和《大败局II》中，先后有19位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轰然倒下，宛如樱花在盛开之际绚烂地死去，让人心中激荡着挥之不去的叹息和悲悯。悲剧是惨烈的，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的企业家群体来了一个当头棒喝，让狂热的发展野心迎来了梦醒时分。企业家败局的剖析，正如将企业家内心的苦痛与企业的厄运，撕成一段段碎片，清晰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以败为镜，要比成功案例的研究更为接近企业经营的本质。

　　近几年，又有九个企业家断断续续地跌下神坛，相比三株的吴炳新、巨人的史玉柱、瀛海威的张树新、南德的牟其中等第一波倒下的前辈，他们的失足被赋予了更新的时代色彩。而当个体的博弈被历史的巨轮碾压之后，剩下的只能是更为新鲜的失败，正是这种还留存着一定记忆的企业家败局，给如今身处台上的企业家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看三国，知成败，那毕竟是古人的事情，而且成败得失被杜撰了太多的戏剧性。看今朝企业家败局，则可以看清企业家人性的脆弱，有人则企、无人则止，企业家的修身齐家之道，正在成为企业成败得失的关键点。

　　新近倒下的九个企业家，虽有着各自的症结与宿命，然而可以简单归纳为三种原因。第一，实业家与资本家的模糊界限。科龙的顾雏军，不可避免地倒在并购霸王梦；德隆的唐万新，过足了一场金融恐龙的春秋大梦；中科创业的吕梁，逃不过庄家舞蹁跹的宿命；托普的宋如华，上演了一番跑马圈地、概念横出的黄粱一梦。第二，产权体制下的螳臂当车的悲怆命运。李经纬，历经了养而不能防老的悲剧；赵新先，尝够国企帝王威风之后的咎由自取。第三，宏观政策调控的“牺牲品”.仰融，好一个汽车产业全国战略布局的造梦者；孙宏斌，自酿自饮了现金流极限运动的灾难；戴国芳，则是十年后又一个倒下的巨人。

　　面对形形色色的企业大败局，企业界、财经界和咨询行业的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进行着一场中国式失败的反思。反思的成果，概括起来有三个要点：其一，企业家遇上了政治，就如秀才遇到了兵。其二，不完善制度下的创业原罪，企业家如坐火山口。其三，职业精神的匮乏，实业家成了职业赌徒，最终玩火自焚。笔者从事消费品和工业企业营销咨询已逾十年，跟不少企业家或深或浅地打过交道，以笔者来看，这三个原因都只是表象，而且，把问题更多地归罪于客观环境，并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企业经营受到时代限制是必然的，因为企业只是宏观经济和社会体制的一个细胞而已，而企业家的命运也终究是时代大潮的一个浪花。企业家的成败，客观环境只是诱因，而内在的企业家精神则是主因。

　　何为企业家精神？彼得·德鲁克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若再往里深究，企业家精神还包括创业精神、冒险精神和竞合精神。从这四个要素来看，国内的企业家在创业、冒险方面是数一数二的，企业就是企业家最大的赌注，他们毕其一生心血苦苦经营，失去了企业的痛苦不比失去孩子更好受。但在创新、竞合方面，我们的企业家还不那么擅长，追逐财富的野蛮力量要远胜于造福社会的文明使命。

　　上述四个要素构成的企业家精神，最多只是企业经营的内在动力，是企业家领航效应的市场化体现。而企业家精神最为核心的则是社会责任。企业是小社会，集聚了相当多的人、财、物等社会资源，理应为内在的小社会、外在的大社会做出贡献。前一段时间关于“裸捐”的争议，焦点就是企业的财富是为少数的被捐助者享用、还是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公共福利的选择问题。小慈善，是关注人数有限的受难人群，而大慈善，则是为更多人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王十块”在公益捐款时可能不是太大方，但他主导的“第八峰”环保论坛，则是给社会带来了更为精彩的回报。而那些掩面败去的企业家们，并不是不够聪明，反而是过于聪明，触动他们僭越规则的个人野心，把个人凌驾于企业和社会之上。而失去了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也已经丢掉了企业家的光环，沦落为血腥的逐利者和道德规则的破坏者。

　　细究企业大败局的个中缘由，我认为其主观原因大于客观原因，而企业家精神大溃败引发的种种病症，则是企业在巅峰时刻猝死的必然结局。特别是民营企业，过多地染上了企业家个性的色调，而极不成熟的企业家个性，则埋下了企业从暂时的成功走向失败不归路的伏笔。

　　1、没有一个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是企业的内在体制，注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大小。商业模式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赢利模式，本人在最近的几篇专文中就曾提出：一个企业必须先从企业战略设计开始，精心搭配赢利模式五要素，彻底经历赢利模式的五项修炼、富有远见地开展赢利模式的五项战略选择，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利润区，推动企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基业长青之路。

　　反观赵新先的三九药业，除了十几年不变的三九胃泰尚存一丁点竞争力之外，其他的产品都是中道崩殂。而他采取的全产业链的中药振兴之路，除了与中粮形似之外，其内在商业模式可谓是天差地别。同样的一轮跑马圈地过后，中粮毅然成为了国内顶级集团，并顺理成章地收购了三九药业。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赞叹赵新先的中药理想，但个人的理想必须要有务实的产业战略和可靠的赢利模式支撑，否则真的就成了一厢情愿的帝王梦。

　2、个体化疯狂扩张，没有形成产业引领作用。

　　规模经济的神话，一度让企业家们着了魔。也许是500强企业效应、福布斯富豪榜的刺激，我们的企业家集体患上了狂躁症。50年前的农业放卫星、大办钢铁的盲目性，再一次附体在这些年少时多半吃尽苦头的当代中青年企业家群体身上。现在好啦，我们过半数的基础产业的规模都排在世界前三位，连GPD总量都超过日本、大有追赶美国之态了。

　　然而，简单的扩大再生产，却把我们很多企业牢牢地钉在产业链的低端。没有核心技术、利润低的可怜，看似庞大的产业群，其实经不住国内政策和国际市场变化的小风小浪。我个人比较欣赏格力的做法，专注于空调产业、专心于核心技术研发，单一的产品线并不妨碍格力的发展速度和盈利能力的双丰收。海尔却是一个反面教训，从当初的空调、洗衣机、冰箱的白色家电领袖，如今虽然产业领域宽广了很多，但却鲜有行业领导型产品，而风光无限的海尔模式也逐渐成为过眼云烟。

　　3、忽视品质和经营，商人干着实业经营的活。

　　产品同质化，是睁着眼睛说的瞎话。的确，产品在生产制造环节上已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产品品质是一个综合变量，除了生产制造之外，品质管理、工艺改进、设计水平、技术研发、原材料革新、仓储物流等众多环节，都是产品品质的决定性环节。而今很多产品，价格低的质量低劣，只要不出大事故就算过关了。而质量过关的产品，却成本高企、售价不菲，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的成本红利，而唯独中国人被排斥在外，花着高价格却只能买到平庸的模仿品。

　　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两篇关于国产服装品牌问题的文章，在拿日本的优衣库跟国内中档品牌做了对比之后发现，一直信以为真的国内服装的高性价比，其实又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从洗脚上田，到企业规范化运作，国内企业家只用了短短的20多年时间，而从产品合格到品质卓越，却不知要用多长时间。这是能力问题吗？肯定不是。实业家的心态出了大问题，嫌弃实业经营的利润微薄没错，但失去了针头削铁的持续改善精神，却是一场浩劫。人人向往房地产，个个梦想畅游蓝海，而经营企业的三脚猫功夫，屡番浪费市场机会和社会财富，企业家变成投机商了。

　　4、先践踏制度，再被制度洗牌。

　　道家弟子遇到大山阻隔，可能会大哭而回，从此抛却了穿越大山的念头。而儒家却会心一笑，绕道而行终抵目的地。我们的企业家骨子里更多的是儒家，经世济用的人生态度，致使面对禁区时却能坦然而过、毫无顾忌。手段替代目的，企业家的成败，产生了不少“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社会负效应。成就自我，却并没有成就他人，何谈社会贡献呢？

　　像德隆的唐万新、中科的吕梁、科龙的顾雏军，对资本就是抱着一种玩弄的态度，目不暇接的资本大戏，背后却是一出出信用透支的鬼把戏。正是这种恶意操纵，导致中国股民并没有分享到多少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甜头。害人者，终害己，无视制度的企业家，势必倒在制度的铁拳之下。如果说这三位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让金融主管部门更为审慎地对待金融大鳄，更为全面地制定金融风险防范制度。

　　5、企业家精神昙花一现，没有持久的经营决心。

　　诺贝尔得奖者的获奖作品或发明往往在多年前就已完成，获奖只是一种认可而已。有意思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获奖之后，往往少有作为，只能靠着名声混饭。企业家精神也是如此，在度过了紧张兴奋的创业期之后，很多企业家开始懈怠，一度引以为傲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只能存活在演讲中了。

　　黄光裕就是企业家的一面镜子，他和张近东联手改变了家电零售终端的大格局，成就了家电零售业教父地位之后，却把企业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黄陈大战的背后，也是众多小股东为自己仅存利益的无奈博弈。有不少企业家开始喜欢上一言堂，想尽办法解开约束机制，终于做成了企业家天地间的土皇帝。不是每个企业家都有朱元璋那般的旺盛精力和强烈事业心，头上戴着光环、心中空着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主子，又怎能带领企业走向新一轮市场搏杀呢？

　　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稀缺的要素，而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成王败寇的基因。前辈企业家失败的墓志铭，但愿能成为凭吊者的醒世警言。年轻执着如马云者，则是中国企业界的一缕春风，他从一个外行起家，硬生生地创造出一家世界级的B2B企业，为中国企业界赢得世界的瞩目。但更值得我们尊敬的是马云的企业家精神，我相信，中国优质制造通往世界价值创造之路，少不了他们的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