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围绕TikTok的博弈即将收官

这种非正式发声，我感觉更像是演双簧，为达成最后的交易，做进一步试压。此事究竟进展如何？刚从消息灵通的美国朋友处了解到一些坊间传闻，据说TikTok可能不再像此前流传的说法那样打包出售给美国企业，而是进行某种股权和资产的重组。

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中美两国间政府和企业多方博弈之后的一个新进展，如果此传闻成真，那可以说明中方（包括政府和字节跳动公司）在近期的一系列出招取得了一定效果，迫使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

中国政府在此事中的反应巧妙而及时，值得表扬。八月底，有关部委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出口发布了新限制。我猜想之所以传出“出售改为重组”的消息，很可能与这一新政有关，这一招动静不大，但是效果立竿见影。此事充分体现了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恰当作用：不缺位、不越位，尽力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性。相比于特朗普政府直接下场欺负别国企业并试图从中牟利的做法，中国政府的做法显然要高明不少。自己的孩子被成年的流氓欺凌时，做家长的必须出手护犊子，而且一击即中。

作为此次强迫交易的攻击目标，字节跳动公司的反应也出现了策略性调整，这一点非常值得鼓励。有报道说该公司雇了一群高水平的美国律师，在美国多个州的法院起诉特朗普。这就对了。美国是一个好讼之国，政客主要都是律师出身，律师费占到了美国GDP的一个相当可观的百分比，可以视为美国商业世界的制度成本。中国企业既然在那里挣了钱，那么付点小钱打打官司，也算是对美国的“制度优势”表达敬意。

特朗普再就TikTok美国业务表态：要么关要么卖，不延期了

作为一个在欧洲和美国都待过，并和他们的“主流社会”接触颇多的国际问题学者，我给中国企业家们的忠告有以下三点：

首先，要想走向国际，就必须入乡随俗，必须理解并尊重人家的文化传统。

与欧美人打交道，必须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模式与我们的儒家文化很不同。中国人不喜欢跟人产生矛盾，有了矛盾第一反应是反躬自省；但是欧美人在冲突时的第一反应是要表达自己的强硬，因为如果一方显示出软弱，另一方通常会变本加厉乘胜追击。

十五年前，我在欧盟委员会所在地布鲁塞尔参与过一家中欧合资的智囊机构的组建和早期运作，与欧洲同事的互动中吃过这方面的亏。他们的文化是不同情弱者也不尊重长者的，你的谦虚退让很容易被人误解为软弱可欺，所以总是招致排挤和欺凌。装腔作势、虚伪双标、厚颜无耻audacious则往往被认为是成熟老练，比如拿破仑、黎塞留等人的做派。假如两个小伙为了个姑娘争风吃醋打起来，中国姑娘往往会同情那个被揍得头破血流的弱者，而欧美姑娘更有可能会跟着打赢的那个小伙扬长而去。这就是文化差异。所以，中国企业家应该记住，跟欧美人发生矛盾，第一反应一定要展示你的强硬，告诉他你不是好欺负的，获得对方的尊重之后才能考虑妥协。

其次，应该尽早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一个开放且自由的世界市场。

正如我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复强调的，市场本身就是由公共部门创造并维护的一种公共产品，离开了特定政府所提供的或有形或无形的保护和支持，无论是市场还是企业都是无法顺利运转的。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是以国家间自由贸易协议和投资保护协议为基础的。有些企业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享受了中国政府及其背后的14亿人民为他们打开的市场空间（加入WTO），为他们修建的基础设施，为他们培养的优质人力资源，为他们提供的廉价土地、环境要素和税收减免，却总觉得自己的成功完全是自己能力使然，政府要向他收点税他觉得是剥夺他，就吵吵着要移民去西方做国际公民。套用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的一句名言：那些自认为国际公民的人，其实没有资格做英国公民，因为他们不理解公民一词的实际含义。

其三，一个企业有了一定实力走出国门，必须在管理层中为“国家风险总监”留出一个岗位。

东道国的内政外交有什么特点？与中国的关系将出现什么变化？它的政治、司法和行政管治体系存在什么样的书面制度和实际潜规则？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自己看看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就能弄明白的。国际政治这个行当看似出租车司机都能说几句，但实际上知识门槛和信息成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华盛顿特区的K街上成百上千家游说公司活得那么滋润，历届美国政府的退休高官不去议会里发挥余热参政议政，而是纷纷成为这些游说公司咨询公司的合伙人，这些现象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的大企业要想在这样的国家立得住，必须拨出一笔合理的预算，按照当地的法律和游戏规则，与两党的政客和司法高官们成为私人朋友，积极而守法地参与到他们政治游戏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