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鞍钢宪法”和《华为基本法》？范黎波：回溯“管理学”

科学和技术进步正在改变传统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它给单纯依赖投入资源和价格信号的市场竞争机制带来了更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企业需要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持续创新以满足竞争需求，除了技术和商业模式，企业整体的管理运营也需要做出相应改变。了解管理需要认识管理学，成为当代企业管理者的必修课。

因此，本刊特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范黎波开设“管理经纬”专栏，为读者朋友介绍管理学历史沿革、理论发展及企业经典案例。

管理是个古老的话题，有组织就有管理。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科诞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工业化大发展时期。人类在经济领域的奇迹推动了管理学科发展。经过10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管理学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越来越清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语境体系。

1913年，威尔逊(Woodrow Wilson)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他做过新泽西州州长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1887年，威尔逊发表了《行政研究》一文，提出了“立宪难，行宪更不易”之学说。威尔逊认为，在政治领域，如果说政治学关注的是“立宪”问题，那么行政学就是“行宪”问题。威尔逊认为，不管政府受何种宪政的约束，要“行宪”且行之有效，就需要有一套通用且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运作这个体系的是公务员，包括政务官和事务官。其中政务官是选举产生，轮流执政；事务官是相对稳定的，由政府部门雇佣。行政管理的主要职能有两方面。第一，什么是政府合宜做且能够做的事情；第二，使用何种方式方法能最有效做成这些事。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这种事好比店铺经理，上面对股东，下面对员工，因此经营店铺就是各种各样的交易、谈判和妥协。威尔逊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他清晰定义了政治学与行政学之间的学科联系和学科边界。

与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联系类似，经济学与管理学在逻辑上也是紧密相关的，分别研究了企业的“立宪”与“行宪”问题。

 

商科研究源于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从此人类社会经济分工从“自然”状态进入了“自觉”状态。马歇尔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后，新古典经济学兴起并形成了若干重要分支，包括凯尔斯主义、自由市场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等。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资源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人是完全理性的，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是同质的、无差异的，企业内部一切复杂经营活动安排均被看作一个“黑箱”，自然不需要“所谓的管理”。

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所谓的非主流经济学学派，例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他们偏重于制度设计、产权、企业家精神等，其实也是在关注资源配置及效率问题，而这些都可以称为企业的“立宪”问题。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从事更加复杂经济活动，企业家团队和学术界逐步认识到：企业是异质的、不同企业有不同的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人的劳动也是有差异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企业要为股东、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使“管理”的需求变得强烈，也使得打开企业“黑箱”成为必然。管理学打开的企业“黑箱”，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战略、流程、协调、激励等运行机制问题，这也就是企业的“行宪”问题。

在企业“立宪”和“行宪”领域，中国一些企业有一些成功实践。最为典型的案例是“鞍钢宪法”和《华为基本法》。

“鞍钢宪法”是中国鞍山钢铁公司于上世纪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1952年8月，中苏两国就派遣专家援助鞍钢和鞍钢派出人员赴苏实习等，在莫斯科签订协定。此后，前苏联的企业管理体制与管理制度，对于正在探索中的鞍钢，产生了直接影响。

1958年9月，在“全民大炼钢铁”热潮兴起之时，邓小平同志视察鞍钢，提出鞍钢应大搞技术革命。鞍钢不辜负期望，把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到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来。“鞍钢宪法”被概括为“五项原则”，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

“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而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华为基本法》帮助华为实现了从“企业家的企业”到“企业的企业家”的转型。什么是“企业家的企业”？企业就是我的，我是制度的制定者，我说了算，可以破坏制度和在制度之外。当变成“企业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老板也要受到约束，你必须建立组织规则，必须有流程权威。

华为1996年颁布《华为基本法》，共6章103条，是一部总结企业战略、价值观和经营管理原则的大纲，这部基本法引领华为从卓越走向了更加卓越。

组织与管理密切相关。没有组织就不会谈什么管理。组织按照属性可以区分为营利组织(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是利润(股东利益)最大化组织，投资人是直接的受益人；非营利组织是预算效用最大化原则、投资人不是直接的受益人。但是，不论什么组织，都有三个显著特征：有一个特定目标(Distinctive  Objectives)、是一个人的群体，人是组织人而非自然人，组织是有结构的，有等级、流程和权威......

 

管理的基本内涵是做正确的(应该做的)事情和把正确的(应该做的)事情高效地做好。管理有“大”和“小”之分，在不同层次或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内涵和表达方式。狭义的或者微观的营利性组织管理(Management)是基本表达方式；广义的组织管理(Administration)指工商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和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前者是“私人品”，后者是“公共品”。

从依法治国(Rule of Law)的角度看，管理包括法律和政府的规制、规则(Regulation)以及治理(Governance)；从企业层次看，管理就是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从政府角度看，管理就是政府治理(Governmental Governance)；从社会层面看，管理就是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这其中的规制是指对特定主体的活动制定强制性的、限制性的或者预期性的要求；治理是依据规制对被规制者——个人和组织的活动进行(边界性、可计量、可观察的)界定、激励、约束和监督。

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经济体发展进程中，“中西”、“古今”对话与融合始终纠缠在一起，成为中国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之核心命题。由于在历史选择中曾经出现了方向性错误，中国错过了海洋文明，错过了蒸汽机发明带来的工业文明，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后来者。当然，这里特别需要说明，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出现了脱节。西方文明在导入中国和中国西学渐进的过程中，无意中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承产生了“灾难性破坏”，于是也形成了各执一词的四大流派，即中西对抗论、中西融合论、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

实事求是地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西化派”很有市场。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领域基本上是“西方导向”，中国经济学和本土管理声音比较微弱，这是没有太大争议的。美国当代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OdedShenkar(2017)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从过去到现在，很多人解读中国经济和企业管理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以中国没有什么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早期说，中国没有法治，没有私有产权，没有市场意识，现在又说中国没有知识产权、没有品牌和信誉意识，等等。第二，用西方价值体系和理论解释“中国情景”。这当然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思想被殖民，肯定缺乏独立性思考。第三，是广泛采用“西方打分机制”，凡事都会看看西方人如何说和如何做，有的甚至作为标杆。

这里需要说明，在中西方对话过程中，随着西方企业制度、经营理念、管理体系和经验的全面导入，中西方企业对话在一些领域和层次形成了“融合”，而在另些领域和层次还是两条平行线。例如国学、中国情景、本土管理、东方管理等思想登场。这就是“平行线”的产物。

以中美对话为例，美国自定义自己是“山巅之城”(里根总统的说法，美国是“闪耀的山颠之城”)。中国自定义是一个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

在治国理政方面，美国人不喜欢政府，美国人不希望被一个强大的政府所管理。在美国，人民不太关心政府开展什么工作，他们基本上只是关注政府如何回应人们的诉求。在中国五千年的漫漫历史长河当中，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有了政府，一切才有可能。

在市场体系中，美国有市场原教旨主义之嫌疑，而中国政府在配置资源等领域非常积极主动。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完全是市场驱动型经济，政府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中国是市场经济，但一定程度上政府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自定义追求普世价值，中国非常强调求同存异和互利共赢。美国的全球精神可以这样表述——有的人只要条件允许，就会选择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中国一贯认为，我们不打算告诉你正确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但是请你也不要试图主导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是允许求同存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