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中层、员工谁之过？
晚上9点，张晓莉在昏黄的灯光下打开笔记本电脑，又看了一遍《天下无贼》——她倒不是为了看那位最近传出婚变的明星，而是为了反复品味另一位以“瘫”闻名的明星说过的一句台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她想知道人心是怎么散的。
一
在全市闻名遐迩的D文化传媒公司里，张晓莉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如今是张晓莉作为“空气”存在于公司的第四个年头——她忽然觉得这是个不寻常的年景，当然，不是好的方面。
在D公司，张晓莉曾度过了怡然自得的三年：每天早上九点多喝着酸奶晃晃悠悠走进办公室，写写稿，做做PPT，一上午就过去了；中午吃完饭打个瞌睡，下午出去跑跑客户，或者干脆以“跑客户”的名义跟同事去周边逛街——D公司的办公地点就在市中心一座新启用的写字楼里，那周围的综合体够她逛。
当然，张晓莉也有忙起来的时候——最让她操心的是给客户看的PPT，由于要在客户面前充分展示公司实力（这样才好“让”客户投广告），部门吴主任对这个都非常重视，所以这也成了她唯一需要加班到晚上七点半才能完成的任务。当然，这种时候不多，每月一次了不起了，持续时间还不如她的例假。
更让人羡慕的是，张晓莉的工作虽然轻松，收入却不低：每月基本工资3000多，每季度有奖金，每次举办活动也有奖金，部门拉来广告，公司还会发奖励——这时吴主任总会大方地把奖励均分给每个人，理由是大家虽然分工不同，但都付出了辛劳。这样算下来，张晓莉的年收入大概在12万左右，跟同事比不算多，却也足够让她跻身所在城市的中高收入群体。
上述内容就是体面的都市女白领张晓莉的幸福生活，也是她如今常常独坐窗前，不断追忆的美好旧时光。
二
去年春天，D公司迎来了一位新的总经理——严总，这是一位既喝过洋墨水，又跑过基层业务的全方位复合型人才。上任伊始，他就对D公司进行了全方位复合型的改革。
张晓莉很快发现，严总很对得起自己的姓氏，真的很严。
比如严总上任的第二个星期，被他抓住上班迟到的6名员工就被扣了工资——不多，每人50块。然后他要求综合部下发通知，重申了“所有员工必须早8点上班、晚6点下班，上下班都要打指纹，而且中午只有1个小时是休息时间”的纪律——员工就算没事，也得端端正正地在办公桌前坐够9个小时。
同时，严总还要求员工上班必须着正装，以彰显公司形象；在办公室里不能随意上网，不能玩手机，不能谈论跟工作无关的事——像“XX商城新开了一家冰激凌店，好好吃，咱们去尝尝吧”这类的内容，是明令禁止的，除非你别让他听见。
平心而论，这些规定并不过分，只是员工们自由散漫惯了，很不适应。针对这个情况，严总在到任的第三周开了一次全体员工大会，告诉大家不适应没关系，如果谁觉得某项规定不合适，可以当面跟他说，但不能跟别的同事说，更不能在办公室、会议室、餐厅这些地方说。结果可想而知，谁也不去当面跟他说。
一开始，大部分员工对这些新规也不怎么放在心上——难道严总还能每天挨个办公室转悠吗？既然他不能，那大家还是该吃吃该喝喝该聊聊，顶多别再穿拖鞋和短裤上班就是了，有啥大不了的？
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确实没啥大不了的——特别是跟之后的“暴风骤雨”比起来，更显得微不足道。
到任一个多月后，严总修改了公司的考核制度。他英明地指出：做媒体的，应该崇尚“内容为王”，以前“能拉广告就是大爷”的考核方法是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必将导致D公司落后于时代潮流。所以他规定：不管员工能拉来多少广告、为公司带来多少收益，都必须写稿子，稿件质量在新的考核办法中占一半比重，谁的稿件写得不够多、或不够好，就降薪、扣奖金。
可是问题又来了：稿件“多不多”还好说，“好不好”，由谁说了算呢？严总的答案是：社会版块的人。
在此之前，D公司的稿件审核人员是比较少的，而且平时基本只负责校对错别字和不通顺的语句，让他们来评定稿件质量，严总也知道不靠谱。于是他说，社会版块平时写稿最多，文笔最好，暂时先由他们承担起这个任务。
于是严总创造了一个奇迹：十几年来一直门可罗雀的社会板块办公室，突然变得门庭若市，大家争相巴结起那些过去连招呼都懒得打的“书呆子”和“愤青”来，从帮忙打饭到请客吃饭，从帮忙取快递到帮忙寄快递，干什么的都有。
这幅景象为后来的一系列“巨变”拉开了序幕。
三
当大家都紧张起来的时刻，张晓莉却保持着淡定——工作这几年来，她一直都是公司里最云淡风轻的人之一，好像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纷乱，她心里始终有个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可以让她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当然，更现实的原因是她作为部门的写稿主力（码字这种活，老员工都懒得干），完成任务很轻松，工资不会因此下降。
然而工资不降，不代表收入不降——她还没得意几天，严总又出大招了。
这次的大招是收回所有员工手中的“客户权”——在严总主持的第二次全体员工大会上（这种会以前不常开，张晓莉工作以来一共开过4次，其中3次都是严总开的），他用非常直白的话告诉大家：“你们以为能争取到客户，就说明你们很有本事？别自作多情了。客户跟你们合作，根本不是看你们的面子，而是看公司的面子，要是没有公司，你们什么都不是。”
这话虽然不中听，但用在D公司上，倒还真有几分道理，可问题是严总并不只对自家员工说这些，他对客户也这么说。
很快，几乎所有客户都知道D公司变天了：从此，普通员工再也没有权力降低哪怕一毛钱的广告价格，甚至连建议权都没有。拥有建议权的最低级别员工是各个版块的部门主任，而决定权，属于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们。
于是客户对普通员工们的热情一落千丈，员工们跑客户的热情也一落千丈——这下他们倒是真的可以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严总比之前的总经理忙得多：他一面要跟大大小小的客户谈这谈那，一面还要审核大大小小的稿件和广告内容，越忙越烦，越烦越忙，在他眼里，下属全成了一群不能替他分忧的饭桶。
——那就天天批评、周周加班、月月扣钱吧。
如是两个月下来，吴主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同事们的笑容越来越少，连最最云淡风轻的张晓莉也觉得云很浓，风很重。
四
说老实话，张晓莉压根不在乎那块儿八毛的工资，但自从客户不再给她送购物卡，她就被迫无限期搁置了买咖啡机的计划。
至于奖金——这是张晓莉月收入中的“大头”——现在正向主任和两个副主任手里高度集中。
“李哥，”某天下午快下班时，张晓莉瞅个办公室里没人的空叫住了李强，“上次接完活动，咱每人都分到了6000块，怎么这次只有600？你少写了个0吧？”
李强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比张晓莉早进公司两年，平时都是他负责把部门的奖金打到每个人的银行卡里。“怎么会呢，”李强有些疲惫地说，从他的表情看，张晓莉不是唯一一个问这种问题的人，“你放心吧，就是600块，没看错。”
“为什么？”张晓莉问，“这次的奖励这么少？公司也抠门了吧。”
“哪儿啊。”李强压低了声音，“公司给的奖励还是那么多，但这是发给部门的，又不是发给咱。”
“你的意思是——”张晓莉若有所悟地说，“——他们三个主任把剩下的钱都——”
“对，就是你猜的那样。”李强苦笑了一下，“主任说，这次活动是他们三个亲自去跑客户的，所以——唉，你懂的——”
“但是咱们也干了很多活啊！你不是还加了俩通宵的班吗——”
“所以主任给了我900，你们都是600。”李强说，“不过主任觉得他自己更辛苦。现在他比之前忙多了，事事都要亲力亲为，还整天挨严总的骂，很不容易。”
张晓莉睁大了眼睛。“是这样没错。”她勉强承认道，“但这又不是咱的问题，谁让公司现在——”
“——这是谁的问题重要吗？”李强打断了她的话头，“反正现在就这个样子，你知道我没少给你打钱就行了。”
“可是主任不怕你告诉我们真相？”张晓莉惊讶地说。
李强又苦笑了一下。“主任怕什么？他让我写了个分配方案，报了上去，严总签字同意了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严总也真是的，怎么能同意这种方案，他就不想想咱这些基层员工容易吗？”张晓莉率先打破沉默，“还有吴主任，光想着严总同意，他就不怕咱骂他？！”
“嗨，咱算老几？”李强说，“咱在人家吴主任眼里连根葱都不如，他怎么会怕咱骂他？”
“那以后咱不给他干活就是了。”张晓莉气愤愤地说，“反正累死累活地干也就那样，何必呢。”
“岂止你这么想啊。”李强又压低了声音，“昨天下午你不在，王哥发牢骚，说‘给多少钱，出多少力’，吴主任老大不高兴呢。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目光短浅、斤斤计较，没资历没贡献没能力，就想要钱，太不成熟了。”
张晓莉抬起头来。“是我太不成熟了吗？”她皱着眉头问。李强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他说，“大概咱们都不成熟吧。”
五
被吴主任批评为“不成熟”的“王哥”名叫王松原，年纪不大，但比李强进公司还早了一年多。
在张晓莉和李强那场对话的两周后，王松原向公司递交了辞呈，转投一家动漫制作公司，从事3D特效制作。这个活挺累人，经常要忙到凌晨，收入也不高，不过王松原干得很开心——至少在朋友聚会时，他在张晓莉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很开心。
他对她说：“我们是按工作量和业绩提成的，多劳多得，干得好奖金就多，跟当不当主任没关系，所以我舒心。你想，部门主任的职位毕竟很少，我这辈子熬不熬得到那个位置，很难说，几岁才能熬到，更难说。我可不想压抑那么多年。”
王松原提到“当主任”的话题也是有原因的：从前，D公司很多老员工手里都攥着一大把优质客户，他们虽然不是部门主任，但收入很多，也就甘当闲云野鹤。按说这本来不算坏事，但有点副作用——一些“老家伙”仗着自己资格老、客户多，经常不听部门主任的招呼，甚至当面顶撞主任，搞得年轻员工也有样学样，让主任们的权威严重受损。
严总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由于考核制度的变化和“客户权”的回收，老员工们要想维持从前的生活水平，就得拼命巴结部门主任，甚至拼命争当部门主任，这就是所谓“不想被人使唤，就得使唤别人”的铁律。可是部门主任一共也没几个，不可能大家都当上，那些当不上的人混不下去，只得出走——就在王松原辞职的前后，有7位四十岁以上的元老级员工也选择了闪人。
“唉。”张晓莉左手支颐，有点心不在焉地叹息着，“离开就一定好吗？吴主任说，现在很多小公司更困难呢。”
这句话好像刺痛了王松原的自尊心。不过他还是很客气地说：“在吴主任眼里，我们肯定是个‘小公司’，随时可能倒闭，但D公司从前不也是个‘小公司’吗？你们看到的现状是，你们比我轻松，挣钱还比我多，所以你们觉得吴主任的选择比我更正确。
但你们想过没有，D公司从前的优越是因为它几乎垄断了咱们市的市场，这对其他公司来说是不公平的，你们有钱有闲的生活对其他公司职员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这种状况早晚要改变，你看现在S公司多猛，说不定他们很快就超过你们了。”
张晓莉呆呆地盯着王松原看了一会儿，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才成立5年多的S公司确实发展很快，现在已经成为全市仅次于D公司的重要力量。它也成了D公司老员工们离职后的首选。
“到那时候，我也去S公司。”同来参加聚会的李强乘着酒兴说。这话引起了好几个与会者的附和。
“到那时候？”王松原冷笑一声，“到那时候你们还值钱吗？要是让我说啊，你们趁现在走吧。”
半晌没人接口。过了一会，李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六
最近张晓莉发现，严总又迷上了“公司文化”。
这些东西都是人力资源部搞出来的，各种概念十分高大上，张晓莉完全搞不明白。不过公司里突然弥漫的激昂慷慨的氛围已经深深感染了她，让她也变得激昂慷慨起来。
李强倒是没跟着大家一起热血沸腾。某天中午，两人在餐厅里碰到，李强用最低分贝的音量向张晓莉阐释了他理解的“公司文化”：严总说的“文化”，其实就是“既然你是D公司的员工，你就得多夸D公司的好。如果你觉得S公司或其他公司更好，你就是不对的，你就是D公司员工的‘敌人’。”
“我觉得这话没错呀。”张晓莉不解地说，“咱是D公司的人，为什么总要说自己不好，说别的公司好？你该不会真的也想跳槽吧——”
“哎——你小声——”李强紧张地环顾四周，双手连摇，“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我觉得这个逻辑不通啊。”
“怎么不通？”
李强的脸涨得通红。“没、没——”他有点语无伦次地说，好几个米饭粒从嘴里喷到下巴上，“我就随便说说，吃饭吧。”
张晓莉觉得有点尴尬。她向来是与世无争的，这也是别的同事虽不重视她、却敢跟她说几句真心话的原因之一，她不想破坏这种状态。“我真没别的意思。”她柔声说，“我只是不懂啊。我听人力资源部的赵姐说，S公司为了从咱这儿挖人，让好多原来咱公司的老员工到处说咱的坏话——他们就是见不得咱是全市第一。”
“商业竞争嘛，你说的这些事肯定有。”李强抬头看着张晓莉，“咱不也经常说S公司的坏话？大家彼此彼此。”
“可咱说的都是真的啊。”张晓莉说，“他们是使坏，整天搞小动作，故意给咱泼脏水。”
李强神秘地笑了。他低着头，一边拨弄着盘子里的卷心菜，一边轻声说，“你去过S公司吗？你怎么知道咱骂他们的话就不是泼脏水？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听从家装版块跳槽过去的魏哥说，跟你同样岗位的人在S公司一年能挣将近20万，你呢？现在还有10万吗？”
“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了。”张晓莉咽了口唾沫，“但是严总说了，员工要是频繁跳槽，别的公司也会觉得你不忠诚，不会真的瞧得起你。再说现在公司困难着，员工不能光想着自己赚钱，要是公司保不住全市第一——”
“——保住全市第一，跟你有什么关系？”李强打断道，“就是保住了，你的工资能涨吗？”
“要是保不住，还会降啊。”张晓莉很久没跟别人争辩过了，一时间几乎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咱的业绩下降，公司很难——”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李强一反常态，毫不客气地说，“公司困难，可是严总的收入受影响了吗？吴主任上个礼拜又在西部新城买了160平的房子，他受影响了吗？公司困难咱就跟着受罪，他们怎么不跟着受罪？”
张晓莉默然。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类似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连她这种“闲人”都听得多了：老板嫌员工不肯出力，员工怨老板不够意思。她不知道谁的话才是真相。
后来她又知道了一个事实：向来小心谨慎的李强那天之所以敢说这些话，是因为他也准备好了跳槽。
七
其实这些天来，严总心里也很苦：虽然他多次强调，员工的成就都是背靠公司这棵“大树”才取得的，但实际情况跟他的说法存在出入——比如一些跳槽的老员工带走了优质客户资源，还有些年轻员工把自己的创意贡献给了别的公司，这些对D公司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更让严总郁闷的是，很多员工因为过得不爽，就倍加羡慕主要竞争对手S公司的宽松氛围和优厚报酬，本来S公司只有五分好的，经过他们想象和渲染，就成了十分好。
如果换上一位总经理面对这个情况，他会努力按照S公司的标准来改善D公司员工的待遇（当然，有些员工要求太过分，他也不会全都答应），不过严总似乎不打算那么做。他的对策是，尽可能说S公司及其他被员工羡慕的公司的坏话，本来S公司只有五分坏的地方，经过他想象和渲染，就成了十分坏。
D公司努力放大着一切“S公司侮辱D公司”的事件。比如市里某部门举办了一个论坛，在排座次的时候不小心把S公司总经理的座位排在了严总前面，虽然很快更正，但严总还是大骂S公司故意给D公司难堪。又比如D公司搞拓展训练，日期跟S公司撞在了一起，人力资源部就抱怨说S公司从中搞鬼，故意把不好的场地留给D公司。甚至某明星来市里搞粉丝见面会，接受了S公司娱乐版块记者的采访，却没理会D公司，也被说成是“S公司故意羞辱”，连那位明星也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其实没人敢断定S公司确实并非故意羞辱D公司——很多时候，它就是故意的，因为它们是竞争对手。然而D公司因此觉得，既然S公司是坏人，那么它善待自己员工的行为肯定也是错的，是不值得借鉴的。
到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D公司打算在“高强度、低收入”的道路上走到黑了。所以大家也就打算在抛弃它的道路上走到黑——有本事的都在积极另谋高就，没本事的每天出工不出力，嘴上提了一套又一套“创新方案”，却没人真的去落实它们。
尾声
“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大家的。”在第三次公司全体员工大会上，严总痛心疾首地说。此时公司业绩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你们怎么就不肯为公司出一份力呢？！”
会场鸦雀无声。张晓莉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她不敢大幅度转头，那样会被严总骂），发现大家面无表情，既没有哀戚，也没有悲凉，有的只是彷佛永无尽头的冰冷和漠然。
“我们的钱一直在少，工作量一直在多，可你的钱一点都没少，该买房买房，该出国出国，你还说公司是大家的？”会后张晓莉听见同事愤愤不平地小声嘟囔。她无从求证这些话的真假，但她开始相信这是真的。
不久之后，张晓莉接到大学同学的邀请，离开了D公司。出乎她意料的是，她受到了吴主任的全力挽留。
更出乎她意料的是，告别这个工作了四年的地方，她居然并不伤感。
她只是很累。从此以后，她不想再听到D公司的任何消息，无论它重振雄风还是关门歇业，都与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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