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媒体报道将山西富豪李兆会推上了舆论争议的风口浪尖。这篇报道指，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海鑫钢铁集团，已陷入经营危机。而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掌门人李兆会“并没有把心思放在企业上，不是把它作为事业来做的”，最主要的表现是其“很少和政府和行业组织打交道”。由此，作为前山西首富李海仓之子的李兆会被指为“败家子”。
海鑫钢铁作为李海仓生前一手创办且最为珍视的事业，如果真因为接班人李兆会的无能而陷入衰落甚至破产的地步，那么“败家子”的大帽只怕是要稳稳戴上。可事实上，李兆会对海鑫钢铁“不上心”，却并不代表他对其他商业机会也“不上心”，相反他在继承家业后，进行了大量的资本市场运作和金融投资，并且至今为止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若从李氏名下整体财富的变化评判，李兆会显然和“败家子”有着相当的差距。
结合众多的媒体报道以及资本市场的公开资料，人们或可发现，与其说是李兆会没有能力经营好海鑫钢铁，倒不如说是李兆会主动放弃了钢铁实业，而将家族企业的重心转向了资本市场投资。作为民营企业家，李兆会当然有主动调整名下产业结构、进行业务转型的自由。可如今，转型之路走得尚且不错的李兆会却突然面临来自外界的批评指责，表面上是部分媒体“操心过度”，实则却反映了中国两代不同商业思维及其社会基础的深刻矛盾。
在国内传统的商业思维认知中，办实业才是经商正道，几乎是不可挑战的信条。而这种认知的形成，一方面基于近代以来，国人对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的痛心疾首，“自强”、“兴国”的社会感召，以及由此带给本土制造业的庞大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本土资本市场的发展迟缓，以及统治当局对金融资源的长期垄断，导致民营企业家几乎不可能通过资本手段实现可持续的财富积累。
但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国有机构金融垄断的松动，加上民营企业家视野的开阔，民营企业家不仅从资本市场中发现了越来越多迅速赢得高收益的机会，亦对若巴菲特的伯克希尔、高盛及大摩等资本市场大鳄所取得的成功充满艳羡。加上社会发展节奏的不断加快，“慢即是死”的商业思维也对传统实业稳步扩张的思路实现替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像李兆会这样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新一代民企富豪，更偏爱资本市场，亦是意料之中。
回顾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恰恰是以银行业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机构成为了“四万亿”的最大受益者。更多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却深陷于出口低迷而内需未能完全启动的双重困境中，甚至微薄的盈利还会因银行机构对融资渠道的绝对掌控，而“交了贷款利息”。至于钢铁行业更是陷入漫长的“严冬”，而集体面临亏损。
如此说来，只要李兆会没有从海鑫钢铁内部挪走资金，没有利用钢厂获取贷款而投资到资本市场中，那么其行为就只是明智的顺势而为。毕竟，合格商人的底线是对自己财富负责，至于培育更先进更健康的商业文化，那却是政府的责任。华化成（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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