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之败：职业经理人“明星化”的悲剧

永徽六年(655年)，长安的后宫掀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场风暴不仅令后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帝国政坛造成了强烈冲击，导致长孙无忌强力构建的单边政治格局开始瓦解，使得高宗朝廷首次出现了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并且最终导致了长孙集团的垮台，这位超级明星 经理人 从巅峰彻底跌落。

后位之争中的君臣博弈

这一切，都源于王皇后与武昭仪(武则天)的后位之争。

王皇后与武昭仪的后宫之战很早就打响了。永徽五年，武昭仪刚刚生下的女婴无端暴毙(有学者认为是武则天自己扼死的)，李治将王皇后视为主要嫌疑人，一心想把她废掉，另立武昭仪。但长孙无忌一直替王皇后撑腰，令李治无可奈何。永徽五年底，李治携武昭仪专程到长孙府上进行“贿赂”，可长孙无忌却始终不肯点头，李治和武昭仪只好愤然离去。

到了永徽六年六月，失去耐心的武昭仪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打击，控告她和母亲柳氏暗中施行“厌胜”之术。所谓“厌胜”，就是民间所说的扎小人，用泥巴或木头雕塑某人形象，然后刺心钉眼、系手缚足，诅咒其早日死于非命。按照《唐律》，敢玩这种巫术的人应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倘若诅咒的对象是至亲长辈，则不可减罪，依律当斩。

没人知道武昭仪的控告是否属实，总之李治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把王皇后之母柳氏逐出了皇宫，并把王皇后的舅舅宰相柳奭贬为远地刺史。王皇后因此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紧接着，李治又挖空心思地发明了“宸妃”的名号，准备册封武昭仪，让她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

按照唐制，后宫的一品妃历来只有贵、淑、德、贤四名，如今特设一个“宸妃”，显然不合旧制。于是，在长孙无忌的授意下，韩瑷和来济当即在朝会上与李治面折廷争，坚持认为“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李治迫于压力，只好收回成命。

此时的李治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利用此次“皇后废立”事件向超级明星经理人长孙无忌发起挑战，夺回自己的权力和尊严，那他永远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因此，李治决定向长孙集团宣战。

然而，在此刻的大唐公司，整个高级管理层几乎都是长孙的班底，李治手下只有一个李勣，要想打赢这场仗，就必须快速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

有需求就有供给。这简单的经济学规律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就在李治因势单力薄而倍感焦虑之时，公司里一批素怀野心的中层干部，如李义府、许敬宗等人，当即敏锐地觉察出了老板的需求，随即向李治靠拢，表示愿为老板冲锋陷阵、赴汤蹈火。

有这一帮中层干部的支持，李治的腰杆硬多了。永徽六年九月，李治向长孙集团正式摊牌，决定废黜王皇后，册立武昭仪。禇遂良替长孙无忌打头阵，竭力反对。第一天，双方僵持不下，不欢而散。第二天，李治老话重提，禇遂良再次争得面红耳赤，说到激动处，干脆以辞职相要挟，并头撞台阶、血染丹墀。李治暴怒，令左右把禇遂良拉出去。就在这时，一直躲在帘幕后偷听的武昭仪居然大喊一声：“何不扑杀此獠！”最后关头，长孙无忌盯着帘幕，冷冷地说了一句：“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是次交锋，就在这句话中草草收场。

事后，韩瑷、来济等人频频上疏，说倘若皇帝执意废王立武，必将“为天下所笑”、“恐海内失望”，并用历史上著名的红颜祸水妲己、褒姒影射武昭仪。对于这些上疏，李治一概视而不见。最后，李治召见李勣，征求他的意见。李勣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李治下定了决心。李勣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数日后，禇遂良被贬出朝廷；不久，王皇后被废；十一月，武昭仪正式入主后宫。

显庆二年(657年)八月，韩瑷、来济被逐出朝廷，贬为地方刺史，而禇遂良和柳奭则进一步被贬到了蛮荒之地。第二年冬，禇遂良在贬所爱州(今越南清化市)郁郁而终。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君臣博弈中，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原本大唐高级管理层中长孙与李治的力量对比是7：1，长孙拥有压倒性优势，可到了关键时刻，原本忠于长孙的六个宰相中，却只有禇遂良、韩瑷、来济三相出面，代表长孙与李治死拼，而于志宁和崔敦礼则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立场，始终没有加入战局，相当于投了弃权票；至于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则已于稍早前因“厌胜”案而出局。所以，这场巅峰对决中，长孙一方真正投入的力量(包括他本人)，实际只有四个人。

反观李治一方，除了托孤重臣李勣这个铁杆拥趸外，强势崛起的武昭仪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当时，武昭仪凭借个人魅力和灵活巧妙的手腕，已通过收买、贿赂等方式，在大臣、嫔妃、宦官、宫女中密布眼线，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无论在与王皇后的后宫之战中，还是在李治与长孙的君臣博弈中，这个情报网无疑都会发挥重大作用。除此之外，一大批政治嗅觉敏锐的中层干部的加入，显然极大增强了李治一方的实力。

随着柳奭、禇遂良、韩瑷、来济相继出局，长孙无忌这个原本光芒万丈的大唐CEO，已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了。此刻，虽然李治的刀还没有架上长孙的脖子，但他身上那些超级巨星的光环已然被剥落殆尽。

光环陨落长孙无忌之死

随后，李义府、许敬宗等人先后荣升宰相，跻身大唐公司的最高层。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李治和武后图穷匕见，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后一次打击。

当时，许敬宗正在审理一桩“朋党案”，涉案人是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本来，这起案件和长孙无忌八竿子打不着，可许敬宗灵机一动，突然上奏李治，说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重新夺权，并伺机发动政变，只因事情败露才畏罪自杀。

很显然，许敬宗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像当年那桩普通的性骚扰案被长孙无忌办成了谋反案一样，如今许敬宗也依样画葫芦。

李治一听，“大惊失色”，并当场泪下，指示许敬宗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连夜突审韦季方，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次日，李治目睹如山铁证，才“万般无奈”地发布了逮捕长孙无忌的命令。

四月下旬，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遣送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表面上仍让他享受一品官的生活待遇，实则已将其视为囚犯。长孙无忌就这样从权力巅峰彻底跌落。一个超级明星经理人辉煌的职业生涯，就此宣告终结。

这年七月末，李治派人赐死了长孙无忌。不知这位帝国大佬临死之前，耳边会不会响起吴王李恪当年的那句诅咒？

长孙死时，昔日的党羽也全部被赶尽杀绝，家产抄没，子侄族戚也有多人遭遇贬谪、流放或杀头的厄运，与长孙一党走得较近的数十位朝臣也遭株连，纷纷落马。这一切，与当年因房遗爱案引发的那场政治清洗，可谓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观长孙无忌的一生，曾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最终却身败名裂、人亡政息，不能不令人唏嘘扼腕。创业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天子舅父，这些特殊身份就像一道道璀璨夺目的光环，令人不敢直视。长孙无忌正是迷失于这些巨大耀眼的光环。

究其败亡原因，关键就在于他对经理人“明星化”可能导致的悲剧完全缺乏警惕。而这一点，其实是根植于他对自身权力的来源产生错判。如果经理人在“明星化”过程中架空了董事会和大股东的权力，同时对自身的角色定位过分高估，让自己的权力溢出边界，那就必然会迫使企业所有者对其采取反击行动。因此，无论他和亲信们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它终究是一座沙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