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两年后的今天,当银行业渐有起色,其他行业也逐渐恢复的同时,人们居安思危,开始反省当年危机前的所作所为,更多地把焦点集中到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上,试图为银行业建立一道“防火墙”。
加强风险管理
三个多月前刚离开花旗集团的投资组合经理管大鹏见证了整个银行业风险管理上的变化。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随着风险管理要求的加大,他每月花在风险计算上的时间翻了个倍。
“风险管理提高的幅度很大,要求的条件更多。以前只要算一两个风险数据,现在要算很多参数,包括过去几十年最坏的情况,例如‘9·11’的股灾,这些特殊的情况都要考虑进去。”管大鹏说。
而一位巴克莱的交易员也告诉本报记者类似的情况:“2009年的时候,我们和风险管理人员打交道太多了,几乎两三天一次。以前在雷曼,几乎没有的,我连我们的风险管理人是谁都不知道。我感觉是因为他们要达到英国监管部门的要求。”
如今,各国政府部门纷纷设立单独的银行委员会,就如何减少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提出建议,并考虑如何拆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这一复杂问题。
最大的风险管理改善,还是来自政府的高压手段。今年7月21日,被认为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最为重要的金融监管变革 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变革 与消费者保护法》正式签署生效。该法案事无巨细,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衍生品市场监管、住宅抵押市场监管、银行监管、对冲基金监管、美联储救市行为透明度、华尔街薪酬体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变革 。最瞩目的莫过于,该法案规定银行类机构原则上不得从事自营交易。
“监管部门采取大量的、希望也是有效的措施,这会进一步帮助银行业冒的风险和机构承担风险的能力保持一致,例如可以保证机构拥有的资金充足,所以我们不会再有类似的危机。”全球风险管理者联合会总裁奥博斯道利克(Rich Apostolik)告诉记者。
对于管大鹏来说,金融危机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收入上的变化了。按照花旗集团新的规定,每年奖金中,更多的比例是以股票的形式分期发放。一旦中途离职,未发放的股票则全部没收。而这样的做法在各家银行全面铺开,让专家们叫好。
“薪酬制度对全球的金融公司都是巨大的问题,很难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奥博斯道利克说,“现在的办法是只付部分奖金。这是合理的办法。”
双轨制的缺陷
风险管理采取双轨制。股票交易部门有自己的风险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和交易员在同一个办公室,向交易员汇报工作,他们的薪水和奖金直接与交易部门的赢利挂钩。而银行自己也有一个很大的风险管理部门。平时,部门内的风险管理人员会为交易员计算各类风险,提供买卖建议,而公司层面风险管理则主要在数字上保证交易员在规定的范围内交易。这样的设置在美国的金融机构非常普遍。理论上来讲,这两套人马工作相辅相成,但事实上,他们常有冲突。
“他们(交易部门内部风险管理员)在那里是帮助交易员做事,而不是说不。但是公司层面的风险管理是完全独立的,他们会提出,某个交易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风险。这两种风险管理的作用是分开的。”奥博斯道利克说。
奥博斯道利克认为,交易员内部的风险管理应该逐渐消失,因为他们也会从交易中获得好处,会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冒险。
但管大鹏告诉记者,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对他交易起核心作用的是部门内的风险管理,因为他们做具体的风险测算。虽然这样的设计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但金融危机后,没有见到任何改变。
而一位曾在巴克莱工作的交易员则认为,部门内的那套风险管理班子是真正帮他们做事的,而公司的风险管理部门则主要保证公司的业务符合政府规范,他们很多人不懂业务,只是“从立法者角度来说,肯定觉得有用,从公司角度来说,不在乎有没有用”。
预防危机仍无良策
由于风险管理双轨制的建立,虽然汇报的数据多了,但是管大鹏告诉记者,每月用在风险计算上的时间还不算太多,一般不超过5个小时。公司的风险管理,最终就是降低杠杆作用。
“每次金融危机后,总有一些部门要被谴责,要表示出一些改进。银行这段时间以来被谴责得很厉害。如果他们只是告诉社会,我把杠杆给降下来了,这是不能交代的。必须给公众列出具体的事,其实这些具体的事,归根结底,就是降低杠杆。”管大鹏说。
降低杠杆到底有没有用,专家意见并不一致。一些专家提出,系统性风险很难防范,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包括银行和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房地产的价格不会下降,这种心理上产生的投机,把金融风险推到了最高。
另外,虽然媒体和民众普遍认为华尔街的贪婪和无限制地提高风险来“赌博”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华尔街上的许多投行工作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糟糕的借贷,而不是风险高的交易,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上,轻率的借贷和不负责任的衍生品交易——尤其是抵押担保证券,总是交杂在一起,很难分开。
目前许多政客和央行的高管认为,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开,是保证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来看,这方面尚未有任何具体的计划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