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定价”是把“双刃剑”

　　按“转移定价”，一个跨国公司普遍用来避税的方式正在一些香港财务公司指导下被越来越多拥有进出口业务的内地公司所运用。香港邦盟汇骏集团(HK 8158)在过去的两年中，已经为超过70家分布在广东、江浙一带的公司提供转移价格与国际税务计划 服务。浙江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有很多，应该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在购买这种服务之前，有哪些风险因素需要考虑呢？

　　自从人类有了国家，就有了税收(体制)。自从有了税收(体制)，就有人试图少交税甚至不交税。“避税”与“反避税”的话题由来已久，花样层出不穷。从假穿外资的嫁衣，到跨国公司进行内部关联交易，再到某些内资企业注册离岸公司，进行“转移定价”，以达到避税的终极目的。

　　转移定价的空间

　　市场经济的假设之一就是：承认人(自然人和法人)的趋利性，这也是市场得以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依据。另外，对市场经济本身的一个要求是：要求市场对每一个市场主体提供均等的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国内的税法体系尚没有完全统一。在立法的层面上，内资企业就受到了歧视待遇，而外资企业却堂而皇之享有超国民待遇，这就在为国内避税留下了法律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内资企业心理的不满情绪。国内尚且如此，国际避税的空间就更大了。严格说来，只要有两个国家(地区)存在税法体系的差异性(税率差异)，就存在国际避税的空间和可能。

　　转移价格的基本原则是从高税率转移到低税率的地方。由于各国的税率与税收体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既存在现实的需求，也存在可行的操作空间。例如，中国香港所得税的基本税率是17.5%，美国为30%-40%，而内地内资企业名义所得税率为33%，实际税率为24%。因为存在这种差异，所以通过适当的计划 ，可以降低企业的纳税数额。

　　“转移定价”的操作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国内企业再注册一家离岸公司，前提是离岸公司注册地的所得税较国内要低即可。像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BVI)等地方便是。接下来就是会计技术问题，该技术原理也非常简单，即遵循“利往低处流”(利润往应征所得税低的公司转移)、“费往高处走”(费用成本记到所得税高的公司上)的原则，这样一个来回，就达到了避税的目的。

　　转移定价的潜在风险问题

　　“转移定价”的操作原理尽管非常简单，但它毕竟进行的是跨国境、跨地区操作，并且至少涉及两套以上法律制度，而且进行“转移定价”操作的时间跨度都相对较长，动辄可能就是几年以上。基于这些特点，进行“转移定价”操作的企业可能会面临以下潜在风险：

　　一、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来自国内法律风险和国际法律风险(离岸公司注册地法律风险)两个方面。就国内法律而言，由于避税不存在非法一说，所有的避税都在“合法”下进行，因此，避税的合理性就成了问题关键。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形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情形是不合理的？也许这个问题该留由税务机关来最后定论。国际方面的法律风险和成本就更大了，首先它最大的风险来自你的无知或是知之甚少；其次，包括两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文化、价值理念、司法传统、司法观念、商业环境等等在内、巨大差异性都可能使你面临风险。

　　二、信息风险。上面提到由于两套法律体系的差异性，并且你在进行“转移定价”操作时往往借助于外部力量，这样你所接受的信息基本上是经过处理的二手信息，或者是不全面的信息，并且其信息传递往往又具有滞后性，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正确决策。

　　三、代理风险。进行“转移定价”操作的公司往往本身实力和信誉可能就不佳，并且由于避税本身的敏感性，这些公司往往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做广告，而且注册地还在境外，一旦你与代理公司之间产生纠纷，往往主动权并不在你这里，而且维权成本极高，大部分被骗企业往往会以自认倒霉而告结。

　　四、经济风险。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的是，“转移定价”针对的是企业所得税，并不包括流转税。因此，有的代理服务公司打着所谓“零”税负旗帜其实是不存在的，它们这样说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传递误导行为。所以，企业的决策者们应当理性地核算一下“收益”和成本，尤其是进行“转移定价”的总成本开支，除了直接的费用开支之外，还应当将时间花费成本、精力成本、上述风险折算成的经济成本一并记入，另外还再加机会成本。这样下来，你就有了理性的判断结果。五、企业道德和企业诚信风险。避税行为虽然不违法，但它决然有违税法的立法本意，一旦税务机关经过稽查认定贵企业存在不当避税行为，除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之外，另外还可能使你企业的社会公众形象(包括企业道德和企业诚信)遭受巨大的损失，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此类现实例子也不在少数。

　　对浙江民企的一点建言

　　浙江不仅是民营经济的发祥地，而且浙江的经济活力主要来源于民营经济。避税行为虽然不违法，但它决然有违税法的立法本意，并且自身有诸多风险，与企业的社会公民责任和道德也背道而驰，并且与建设中的高效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也相违背。浙江民营企业应当率先对纯粹的避税行为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