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这次不谈“痛苦指数”,就谈谈“宏观税负”吧。
因为《福布斯》的“税负痛苦与变革 指数”而引发的争论,媒体和学者对近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中国“宏观税负”的问题的探究又深入了一层。
我在这里先罗列一下不同学者的观点。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新业教授的一项研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大财政”口径之下,中国税负2000年就达到22.43%,2005年增长到32.32%,2006年为34.8%。据我的计算,由于从十一五期间,GDP增长11.2%,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3%,是GDP增长的两倍,按照郑新业的方法,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可能已经达到40%上下。郑新业认为,相比之下,在2006年,美国这一比例仅为28%,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0.5%,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已经大幅高出美国。
据北京大学 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满燕云的研究,中国宏观税负在2007年就已经达到27%的水平,2009年达到约30%。满燕云认为,“这一水平已经伤害到经济增长。”而据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2009年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约为31.4%,“低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张斌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这两位学者用了大体接近的数据,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
综合来看,2011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应该在35%到40%之间。高还是不高,我的判断是: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正在接近或者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由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持续多年保持GDP增长的两倍,中国的宏观税负快速增长的趋势会延续下去;纳税人税负快速增长,但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以及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还没有相应提升;中国税负水平的快速增长的速度应该降下来,需要结构性减税。为了保持经济的活力和实现社会公正,中国需要税收制度和政府预算制度的变革 。
宏观税负过高,将难以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加重企业和居民负担。一些学者已经连续几年提出政策建议:适度降低整体税负水平,尤其是从营业税等税种入手,并且进行税收结构调整,应该成为中国“十二五”时期财税变革 的重要方向。
其实减税正在地方政府获得回应。以发达健硕的经济头脑而著称的重庆市长黄奇帆,最近提出了在地方经济中推行“供应学派”,这也是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期的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政府刺激和美国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失败后,最近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美国就业法案中,未来10年耗资4670亿美元,其中立即对中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减税部分就高达2450亿美元。“我认为现在的西方应该捡起这个理论好好用十年,这个理论讲的是政府拿钱鼓励老百姓创业,使社会产生更多的中小企业,政府给中小企业减税和补助,通过这样的扶持措施使得千千万万中小企业办起来,从而使更多人就业。”黄奇帆说。
我们期待着重庆能引领一场地方政府的“结构性减税”革命,而一旦焕发起民营企业的活力,政府将成最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