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次也是几个月前，我在一家国内顶级的商学院上EMBA的“管理会计”模块，班上很多身为老板的同学都溜出去抽烟或打电话。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问几个同学，“这个模块很不错，你们为什么不听呢?”同学的答案很简单：“怎么去管会计不是我这个老板该操的心，下面有财务部长管呢。”我又问：“那你们对财务分析的课程感兴趣吗?”回答是：“这个课程好啊，什么时候讲?”
我相信这两个场景将成为中国CFO阶层崛起之路上颇有意思的两个注解。在对财务管理充满误解、对会计一词充满轻视的中国企业管理体系和语境中，厘清中国CFO的职责将是本刊无比艰巨而又责无旁贷的义务与责任。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在创刊之际进行了“2005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之后，时隔五年再度推出“2010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将五年来这一阶层发生的变化呈现给广大读者，希望这一路前行的数字航标，能清晰标定出中国CFO阶层全面崛起的航道。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公司高管的职能都要面临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制约。从中国CFO阶层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国内现行的财务制度(指含有法律法规意义的硬约束的制度体系)、国内的资本市场变迁等两大因素，构成了中国CFO阶层生存的外部环境。从中国CFO阶层所处的内部环境来看，国内企业当前的公司治理水平、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组织结构的进化等两大因素，构成了中国CFO生存的内部环境。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运营的任何结果都将在财务环节得到反映。“2010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的目的，恰恰就在于从实务操作的一端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一对一专访的形式，具体研究和分析本土CFO职能和角色在近五年来的变迁。并通过阶段性的结论和标志性的案例解读，给国内1800万财会工作者和100万左右的企业财务负责人梳理出非学术性的本土CFO的实战能力框架结构，以推动本土企业财务体系的完善和运营效率的不断提升，以及更多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需求的优秀的本土CFO的涌现。
从全球范围来看，CFO角色与定位的相关研究，也大多处在调查与分析的阶段，尚难以形成全面统一的认识。时常见诸报端的一些相对模糊且模棱两可的论述对CFO管理角色的理论依据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仍未能形成全面、深入和清晰的论述，尤其是对CFO角色的本质缺乏正确的理解。因此，对于整个CFO阶层的指导意义不强。显然，这对于习惯了参照欧美成熟市场标准进行企业现代化改造的本土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新财务运动背景下中国CFO阶层的兴起
虽然变革 开放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本土企业走向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财务战略管理的进程却实质上要短得多。这从本土企业财务管理中最基础的会计核算制度在变革 开放进程中的伴生性演变过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本刊在过去五年来已经做出过多次相关的报道和综述，特别是将这场影响深远且错综复杂的财务制度变革称之为“新财务运动”，以《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出台的“1992年11月30日”作为“新财务运动”的起点，以新会计准则所生效的“2007年1月1日”为“新财务运动”的阶段性终点来看的话，期间信息化技术在本土企业中的广泛引用、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壮大等两大诱因，历史性地改变了本土企业财务体系运作的结构与流程。
同时，另外一个资本轴向上的制度变迁，赋予了这场“新财务运动”更广泛和深远的意义。首先是2005年开始的国内资本市场股权分置变革 ，由于史无前例地赋予了流通股小股东以否决权，因此当时国内1300余家上市公司不得不与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流通股股东进行股权分置变革 方案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多数上市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被赋予了主持股权分置变革 方案的设计、论证与投资者沟通等环节，进而成为上市公司面对公众投资者路演的设计师和核心成员。可以说，在这场第一次触动国内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股权分置变革 中，CFO第一次登上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舞台。同时，被称为中国版“萨班斯”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内部控制规范在2008年5月由五部委高调推出之后连续遭遇“刹车”，经过无数次的台下博弈，终于在今年4月26日，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国资委、银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之后，《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将自2011年1月1日起首先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施行，自2012年1月1日起扩大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施行;在此基础上，择机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施行;同时鼓励非上市大型企业提前执行。事实上，在新财务运动兴起之前，由于国内企业的财务部门被框死在会计核算领域，毫无价值创造的业务空间。甚至连现在普通的中小企业财务经理所负责的资金管理和税收筹划等工作，也无从谈起。因为当时的国有企业资金属于财政拨款制，税收则按照利税上缴方式实现，不需要任何税收筹划。
抛开早已陈旧不堪的《总会计师条例》，国内部分有先见之明的权力部门正在努力营造市场化的CFO标准。在这方面，保监会于2008年初出台的《保险公司首席财务官任职资格规定(意见稿)》(以下称《规定》)可谓是官方文件中对首席财务官角色定义最具突破的一次：“本规定把首席财务官界定为保险公司负责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企业价值管理活动的高级管理人员，即与企业价值管理有关的事宜都是首席财务官的职责范围。”而且《规定》明确，首席财务官应当由董事会任命，保险公司应当要求首席财务官出席或列席董事会会议，同时也规定了首席财务官的报告路线。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应当保证公司有畅通的信息披露渠道，保证投资者能够及时全面掌握公司的财务状况。本规定明确了首席财务官应向董事会和总经理报告工作，同时每半年至少一次直接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的财务状况。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规定》还明确首席财务官有获取履行职责所需信息的权力，对职责范围内所负责的决策事项有一票否决权。同时，《规定》主要从职业操守、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三个方面对首席财务官的任职资格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值得肯定的尝试。事实上，就早期国内总会计师制度从苏联引入国内而言，也是从部分行业开始作为行业内部标准出现，而后规范统一至全国的。
与国内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CFO角色的缓慢形成所不同的是，2000年3月主营业务在大陆本土而公司架构为海外的亚信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资本市场，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赴海外上市的潮流。在筹备赴海外上市的过程中，首席财务官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亚信集团高层的面前。为此，亚信创始人田溯宁挖来了惠普中国区的首席财务官韩颖，担任这一职务。后来韩颖在这一职位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并被冠以“亚洲第一CFO”的美称。随后赴海外上市的新浪、搜狐、网易、携程等逐一聘任了具备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CFO意义的首席财务官。随着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浪潮的风气云涌，如今海外上市公司CFO已经成为国内思维最领先、角色感最强的一批CFO。
此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500强随着本土化改造的日益深入，其原本由外籍人士担任的中国区CFO角色也逐渐由成长起来的本土人士接任。尽管绝大多数不被允许从事资本运营 的工作，但由于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这批中国区CFO在职责范围内具有极大的话语权，比如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控制、信息化等，其与中国区CEO也多为真正意义上的业务伙伴关系。
正是这些多元的CFO角色的出现，使得本土CFO阶层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并正在全面进入公司的决策核心，进而带动本土企业向高绩效的精细化管理的商业组织演进。
中国CFO阶层正在全面进入决策核心
早在五年前，本人所在的《首席财务官》杂志所进行的“2005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中，有57%的受访CFO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而在最新的调查中，对于同样的问题，有83%的受访CFO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换句话说，五年的时间，进入公司决策层的比例整整提高了26%。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进步。两次调查的数据差异详见图1。
事实上，如此巨大的变化，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日益强烈的分权需求促使本土CFO全面进入决策核心。与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对职业经理阶层的需要是分不开的。让我们不妨把关注的目光放大到整个职业经理人阶层出现的必然性。
谈及职业经理人的起源，有两个人是无论如何无法绕开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和彼得·F·德鲁克。作为现代工商业历史上的第一个首席执行官，斯隆全面掌管通用汽车公司的时候，幼稚的汽车市场仍然完全处于福特汽车的巨大统治力之下。在1920年，亨利·福特率先采用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以每分钟生产一辆黑色T型汽车的效率使福特公司占有60%的美国市场份额，通用汽车公司使出浑身解数，才勉强保住了12%的市场份额。此时的现代工商业仍然还停留在创业者的神话时代中，白手起家的JP·摩根、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身为美国梦的代表，浑身上下散发着太阳般耀眼的光芒，就像今天丁磊、陈天桥头上的光环。
仅仅五年后，斯隆就带领通用汽车公司全面超越了福特公司，他所凭借的是全新的组织和每年不断推出的新车型，而福特公司依然在福特的光芒下麻木地生产着历久不变的T型车，最终永久性地丧失了汽车业霸主的地位。《经济学家》杂志后来的评价一语中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对高层管理者所做的和亨利·福特对最低层所做的完全一致：将其行为变成一种可靠、高效、飞快运转的流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今天大多数中国公司的创始人依然在公司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职业经理人的崛起也注定是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其内在驱动力在于经营环境的变化，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公司采取更广泛的分权策略。
而管理学和经济学都一致认为，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中，分权的净收益(与它产生的代理成本、协调成本和失误损失、对集中信息的低效运用等各种分权成本相抵消之后)会相对较高。美国学者Christie、M. Joye、R. Watts等人选取了121个公司的样本，研究其总裁和高级经理之间的分权问题，最终发现：公司越大，拥有的局部知识越多，业务越分散，政府干预越少，就越有可能采用更高程度的分权化决策。
就本土企业来看，无论是宗庆后白手起家的娃哈哈这样的家族企业，还是倪润峰、张瑞敏同样以创始人身份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其目下的市场环境的变动速率和创业之初都已经无法同日而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切分创始人过宽的管理幅度的高层职能经理的出现，已成必然之势。
同时，由于国内近30多年的经济变革 ，使得本土企业先后经历了生产为王(短缺经济时代，1978～1990年代初)、营销为王阶段(过剩经济早期，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而近年来由于民企登陆海外资本市场以及国内资本市场的勃兴，中国企业正在进入一个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特征的“资本为王”的新阶段。在这一全新的发展阶段，CFO作为公司创始人在资本环节的操盘手，必然全面介入公司的战略级决策。而且，由于国内企业的创始人和CEO们普遍缺乏财务知识(大多是技术、营销出身)，在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之际，CFO的专业经验就成为他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中不可或缺的“拐杖”。
公司治理结构转变促使中国CFO地位上升本次调查中34%的受访CFO表示，其主要的工作汇报对象是董事会。与五年前的调查相比，这一数字同样有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当时只有15%的受访CFO确认自己的工作汇报对象是董事会。一个良好的迹象是，向副总裁汇报的CFO比例比五年前下降了接近一半，这表明越来越多的CFO已经是副总裁行列的一员，至少在职能线上与其他条块的负责人可以等量齐观了。
显然，这与最近五年来资本市场变革 的逐步深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五年间两次调查中最重要的结果，仍然是接近60%的受访CFO表示需要直接向CEO或总裁汇报(见图2)。这一数字也表明了国内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 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要达到欧美发达市场下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水平仍然需要足够的时间。
从公司治理的内涵来说，CFO角色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环节。
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1932)以及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公司治理应致力于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的焦点在于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相一致。法马和詹森(Fama and Jensen，1983)进一步提出，公司治理研究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人问题，其中心问题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施莱佛和维什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7)认为公司治理要处理的是公司的资本供给者如何确保自己可以得到投资回报的途径问题，认为公司治理的中心课题是要保证资本供给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上述学者对公司治理内涵的界定偏重于所有者(一般情况下即为股东)的利益，因此他们信奉“股东治理模式”。
科克伦和沃提克(Cochran and Wartick，1988)认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高级管理人员、股东、董事会和公司的其他相关利益者相互作用产生的诸多特定的问题。布莱尔(1995)认为公司治理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或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计划 ，这些计划 决定公司的目标，谁拥有公司，如何控制公司，风险和收益如何在公司的一系列组成人员，包括股东、债权人、职工、用户、供应商以及公司所有的社区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以上学者对公司治理的阐述把利益相关者放在与股东相同的位置上，因而他们提倡“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尽管在上述学术观点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作为公众公司，应当设定一定的制约程序来限制管理层的行为，这已经成为全球公司治理的共识。而由美国安然事件等一系列丑闻所引发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破天荒地要求CEO与CFO共同在财务报表上签名以此承担法律责任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对CFO在公司内的决策层地位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而考虑到国内已经有300余家海外上市公司(主要在美国)的现状，这批CFO对国内同行显然起着标杆性的作用。
中国CFO核心职责走向“广谱”化
刚刚结束的调查表明，本土CFO的工作职责趋向于“广谱化”，与五年前相比，除了资金管理和纳税筹划这些由于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固有问题导致CFO不得不高度关注的两个环节。内部控制、全面预算管理、投融资、战略成本管理，甚至信息化环节都成为当前本土CFO们发挥主导性的领域。
中国CFO骤然变宽的管理领域
目前大多数规模以上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高财务风险区域，其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和危机大致有以下三个：外部经营环境处于剧变期、短期现金流风险和外部并购风险。在上述风险存在的基础上，中国CFO们的管理范畴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宽广。如图3所示，本次调查中，资金管理、内控与风险管理、纳税筹划、全面预算和投融资等都成为超过半数的受访CFO现阶段具有工作主导权的主要领域。
而涉及到业务发生机制的战略成本管理，也被高达45.68%的受访CFO主导推进，显然这对于下一步中国企业全面走向精细化管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相应地，作为流程调度和再造的理想工具，信息化建设也被35.8%的受访CFO掌握着主动权。这其中，特别是一些具备相当规模的民营企业，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CFO作为空降兵加盟，在赢得老板的鼎力支持之后，CFO改造这些“野蛮生长”的民营企业之时，往往首先采取信息化的手段，用流程再造的方式对积弊已久的内部财务管理、预算管理、资金管理和内控管理进行一次快速的“系统升级”。
当前的工作精力分配牵扯着CFO“广谱”职能的更好实现与前一个调查结果息息相关的一个调查结果，是关于中国CFO日常工作精力的分配(见图4)。调查结果显示，综合财务管理、税收筹划和风险控制三个环节占据了中国CFO绝大部分精力。除了前面已经论述过中国企业面临的三大财务风险之外，国内长期以来企业的畸高税负(根据福布斯公布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位列全球第二)，使得绝大多数规模以上的企业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税务问题，因此CFO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去筹划和化解这方面的问题。而由于是外部环境所带来的问题，针对税负这一问题的应对显然无助于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过，风险控制倒是一个具备极大伸缩性的职责领域。事实上，内部控制作为应对企业经营中的系统性风险的“安全程序”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了，中国版“萨班斯”的出台就是明证。类似如此重大的立法举措聚焦在企业运营的一个独立环节，在国内罕有同样的案例。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内部控制对于正在大规模推进精细化、资本化乃至全球化的本土企业来说，已经成为无法逾越的门槛。因此中国CFO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工作职能和精力分配格局下，通过全面的风险控制管理逐渐理顺业务流程中的不合理环节，进而推动企业向精细化运营进化。
中国CFO现有状态距现代治理结构要求尚远
目前本土CFO身处全球第三大资本市场环境中，其现有职能的发挥距离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想要求的距离尚远。根据历次调查的结果，本土CFO在重大决策上只具有建议权，拥有否决权的尚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本土企业的资本运营 无论从规模还是频度都大为增加，这对于出身于财务背景的本土CFO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现代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内企业在IPO领域的实践在沪深两地交易所开张的第一个10年内几乎乏善可陈。当时国内IPO路线图中的关键点在于上市指标的获取而不是如何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而借道资本市场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的基调，则几乎彻底使国内资本市场失去了上市公司所应依托的信托责任的立足点，其余毒绵绵至今未能肃清。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IPO案例中的资本英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2000年后登场的。好在30年的变革 开放史中，总有些行走在政策空白点的异类出现，而他们的实践为某种潮流的兴起扮演着导师的角色。
当前，在更为市场化的海外资本市场实现IPO，也意味着这家公司的资本运营能力得到了更市场化、更普遍地认可。
事实上，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会计准则所趋同的国际财务报告制度，恰恰是全球性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产物。中国人民银行一位权威专家认为，国际会计准则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市场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便利各国企业资金融通、资本运营 和业务合作而产生并渐次完善的共同的“会计语言”。
在过去的100年间，全球经济通过贸易全球化的过程逐渐从严格的国别壁垒和分割走向全面的区域联合和一体化。其中，资本作为经济驱动的核心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并由分割到融合进而形成全球化资本市场。而在资本的背后，会计制度的趋同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尽管新会计准则给上市公司带来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影响，但值得本土CFO注意的是，来自全球资本市场的成熟实践早已证明，采用不同的会计准则不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同估值。
现有CFO职权更多的还是建议权
在本次调查中，高达90.12%的受访CFO表示，自己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仍只限于建议权，能真正具备决策权的只有19.75%，而标志着公司治理结构均衡性的否决权只有14.81%。
上述调查结果与不久前IBM刚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的结论颇为吻合，“在大中华区，首先CFO在职责和企业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在面临外部非常频繁不可预测的变化当中，职责越来越重，而且更多地介入到企业级的一些决策过程当中去。同时他们在这种决策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或者是一个方案的建议者，更多是到最后决策的制定过程当中，这个是在中国调查当中见到的一个非常可喜、也非常令我们诧异的结果。”
中兴
万科
加多宝
苏宁云商
锤子科技
华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