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为扬：和朱自清先生过从的回忆

　　1934年9月，“清华大学扬中校友会”开成立大会于清华园工字厅，计出席校友25人。这次会议首先通过《扬中校友会会章》；设主席、文书、会计各一人，任期为一学年。选举结果：胡光世任主席，吴征镒任文书，我任会计。因为职务的关系，使我和朱自清先生从有接触到逐渐熟识起来，平常联系都是到图书馆后面的北院教职员宿舍去会他。

　　朱自清、字佩弦，江苏扬州人。祖籍浙江绍兴。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和北京大学毕业。现代散文家、诗人。以语言洗炼、文笔秀丽著称。出生于清光绪戊戌变法那一年（1898年11月22日）。到我们刚进清华，他才虚37岁，但已是蜚声文坛的名教授了。

　　他热爱家乡扬州。他有时向人自我介绍时，总是说：“我是扬州人，祖籍绍兴，家住扬州。”他中等身材，面庞清瘦，无须。头发左偏分，戴圆边框的度数不太深的近视眼镜。平日着浅色西装时多，讲究整齐、笔挺，喜随时戴礼帽，给人以文质彬彬之感。行路步履轻快，精神抖擞。谈话保持浓重的扬州口音，偶尔夹杂着对某些词汇也蹩上一点“二八京腔”。发音轻细、清晰，不疾不徐。他没有一点名教授的架子，可以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八字来概括。

　　我们1934年秋入校的学生共300人，是为清华第十级。1935年春，我当选第十级第二届级委会主席；级委会议授权我完成第十级级歌词谱的制定工作。这时扬中校友会已成立半年了，我和朱自清先生也相当熟悉了。我便到北院他家中商请他为我级级歌作词。他听了以后，满口答应。并向我说：“你最好先去北京音乐学院请李抱忱先生制一个歌谱，然后我根据他的歌谱来填词，就会更恰当些。”我便照他的话办了。接着朱先生就为我们级歌填好了词。当时人们都是先作词，后根据词来谱曲；而他却是先要有谱，再根据谱来填词。这不是他别开生面，而正说明他精通音律。我想这大概是保存宋人的遗风吧！

　　那时正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的前一年。其时代背景是：东北三省和热河已沦于敌手，成立了伪满洲国；日蒋刚刚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日帝的魔爪开始伸向绥东、察北和冀东。金瓯残缺，版图变色。朱自清先生写出了我们的呼声。《清华第十级级歌》歌词如下：

　　举步荆榛，极目烟尘，请君看此好河山。

　　薄冰深渊，持危扶颠，吾侪相勉为其难。

　　同学少年，同学少年，一往气无前。

　　极深研几，赏奇析疑，毋忘弼时仔肩。

　　殊途同归，矢志莫违，吾侪所贵者同心。

　　切莫逡巡，切莫浮沉，岁月不待人。

　　朱自清先生的激昂雄壮的歌词，配合着李抱忱先生的沉着有力的A调歌谱，真是珠联璧合。从此嘹亮的歌声永远回荡在我们十级300同学中间。它向我们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扣击着每个青年学子的心弦。直到今天，虽经历了半个世纪，每当我偶一引吭高歌时，朱自清先生崇高的光辉形象就显现在眼前。

　　1937年夏，芦沟桥事变突起，神圣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们正处在毕业班。九月，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汇合起来，先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借小吴门外韭菜园一号圣经学院旧址，临时上课。1938年春节后，战局吃紧，三校决定西迁云南，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劳永逸。由干校舍一时不能解决，理、工学院先到昆明，文、法学院暂迁蒙自；候昆明房舍建成后，蒙自师生再迁昆明。在动乱中流亡，一般说来教师家属均未随行。朱自清先生也是只身离家，随校迁徒，朱先生和我都是迁往蒙自的。

　　当时交通情况是：粤汉铁路刚建成不久，纵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才形成；西南各省主要仍靠公路。因此迁校的行进路线，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是沿湘黔公路和滇黔公路，步行入滇。朱先生和我是走另一路。我们先经粤汉铁路，由长沙南下广州。再经香港，搭法国邮轮CANTON号穿过琼州海峡，进入东京湾，到达越南东北岸大港口海防，共航海480海里。

　　越南海防和我国云南昆明间有惟一的窄轨铁路叫滇越铁路。我们由海防启程，绵延向西北经河内，到越南边城老街，过界河，就是国境河口县，再向北行驶不远就到了碧色寨。往昆明的旅客继续前行，我们到蒙自的，便在碧色寨下车。因为我国有一个著名的锡矿叫“个旧锡矿”，就在附近。矿上建有小火车轨道通到碧色寨，以便向外运锡。我们又从碧色寨换乘个旧锡矿小火车，在车厢中只能对面而坐，两膝之间仅有一拳间隔。好在向西南方向只一站，就到了蒙自。可以说，历尽艰辛，几经跋涉，辗转周折，包括朱先生和我、这一行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蒙自是一个古老城市，所谓弹丸小邑。但地处要冲，系祖国西南边陲重镇，又为少数民族杂居之地，直线距离越南国境不到一百公里。我们到蒙自后，地方政府特地把过去海关旧址，拨给我们作为课堂和教师宿舍。但在古老的蒙自说来，海关旧址确实是最高级且带有西洋式的建筑物了。海关地址并不大，但很幽静。由于久经荒芜而无人居住，所以到处呈现“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景象。临近大门处，一路古柏参天，无数白鹤栖憩其上。财而翱翔于太空，时而离树梢不远，翩翩然飞来飞去，伴随着一片戛然鸣声，此起彼落，极有飞天凌云之志。虽然我们总是跑步穿过古林，不时还是难免尝到“佛头着粪”的滋味。

　　根据海关原有房屋加以有效利用，比较集中的作为教室，教师们的宿舍就比较分散了。朱自清先生住的一个独间，面积约十平方米。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床铺、一张方桌、一张小书桌、一张竹书架、一张藤椅和几张凳子，但已摆得满满的了。迎面几扇窗户，室外是一个大院子，由于南国的自然条件．庭中枝藤丛绕，但也夹杂有许多叫不出名子的自生自长的鲜花，可供推窗欣赏。大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意境。

　　蒙自城很小，只有三四条短街，几座庙宇：文庙、关帝庙、城隍庙、东岳庙。街上原也有几家小吃铺，但没有娱乐场所。上街购物时，一会儿就可穿城而过。由于地处西南边唾，交通梗阻，平时只能看到《中央日报》，而且要隔几天才能看到，或者是两三天报纸同时收到。可以说，消息非常闭塞。云南南部地区，多有越南侨民杂居。我们迁去不久，越南侨民特地在附城一带应时开了“越华”、“南美”等几家咖啡馆，主要卖咖啡、可可、炸猪排、煎荷包蛋等简易食品；但也做西餐。这些咖啡馆的开建，对于学生来说．可算是大开了方便之门。

　　我们来蒙自后，因为海关房屋有限，便在城外租借民房作为学生宿舍。一张张双人床紧紧挨着，中间只留走路空隙，好象轮船上的三等舱一样。上课时去海关，课余时一切活动都在宿舍内进行，有的人利用被头当桌子，趴在床上写家信；有的人用小手提箱垫在膝上书写笔记；有的人蹲在地下用脸盆洗衣服；也有的人在谈话或唱歌。幸好临近有一个“南湖”，湖虽不大，但漫步一圈，也要花半个小时。因此不少人在课余时，为了避免宿舍里的烦嚣，或坐在湖边石上看书自修，或沿着湖滨一面蠕行若蚁，一面捧着书本喃喃诵读。当这些咖啡馆开设后，许多人就转向咖啡馆，花钱不多，带一本书可以消磨半天；尤其是写毕业论文，需要思考，利用这里是再好也不过的去处。

　　可是教师们却没有学生那样自由自在，因为临时建起的这些咖啡馆，非常简易。可能是身份关系，而且进进出出的都是学生，所以他们从不去问津。他们也不可能象学生那样随便，坐在湖滨石上或环湖漫步看书。因此除了上课和偶因购物上街外，惟一活动范围就在斗室之中。他们或是偶一互相串门，否则就是独立钻研学问，在这种比较单调的情况之下，我便成为朱先生的“座上客”了。

　　我从到蒙自和毕业离开，前后大约四个月时间，我和朱先生的接触是比较多的。我常常在下课后绕到他寝室进去坐一坐，有时他也会托人带个口信或是写张便函到学生宿舍，约我去他寝室一谈。因为那时抗战才开始半年，前后方音讯经常隔断；但奇怪的是人们偶然也会接到一封来自遥远家乡的信，发信日期却是几星期前而接信时又是沦陷了的城市。也有的来信是沦陷以后所写，不知怎样被带出来投邮了。大家对于这样的奇迹总看成是喜从天降，真正深切感受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况味。同学中间马上就互相争传起来，共享慰藉。朱先生也喜欢从我这里听到这类消息而得到莫大的安慰。他非常关系战局，关心家乡，尤其爱听扬州方面的消息。几乎我每次和他碰面都是围绕着这些话题。有几次为了弄清报纸上报导的战役，他特地把中国地图翻出来，要我和他一起对照着仔细寻找一城一镇的位置。

　　那时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云南边境各城市的越南侨民，其本人或其上辈都是为了不满法帝的统治迁来中国的，所以一般都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他们同情中国抗战，痛恨法帝虚伪、暴虐。我到蒙自不久，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越侨的活跃人物严继祖，他又介绍我认识了许多越侨。有一次他约我到“南美”咖啡馆主人家作客；饭后主人的女儿武白玉特地弹了一曲越南琴，备极哀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归而作《南歌子》一首。

　　蒙自的地理位置已在北回归线以南。在江苏家乡或是北京，是永远看不到太阳当顶的。应该说是“人生不见日当头”。在蒙自夏至前后，太阳却当顶照耀。我也口占了一首《清平乐》。

　　因此有一天，我偶然和朱先生谈起有时也学着写一些诗词。他听了很感兴趣，说要看看。我便拿沿途做的一些向他请教；并将以上情况讲给他听。其中就有：

　　　　　《南歌子》

　　樊口如樱小，蛮腰似柳长。

　　春风吹薄绿纱裳，细拨红牙低奏月如霜。

　　故国悲烟雨，南疆懒化装。

　　凝眸泪转九回肠，愁对天涯无语问沧桑。”

　　　《清平乐》

汗流如豆，热得人难受。

六月骄阳腾火兽，大地纹风不透。

且拼铁骨铜筋，周旋宇宙精灵。

纵使肌焦肤裂，依然固我原形。

朱自清先生看了以后，笑嘻嘻地指着这两首向我说：“写得不错。一首反法，一首抗日。”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越南人一天到晚嚼槟榔，把嘴唇染得通红，这个‘樱’字却非常形象化。‘蛮腰’也语涉双关。连同‘春风吹薄绿纱裳’句，直把越南少女描绘出来了。不来蒙自，不和她们生活在一起，是不容易体会出来的。第二首很含蓄。我看《南歌子》可题为‘观越南武白玉女士弹琴’；《清平乐》可题为‘一九三八年夏，抗日战局正酣，挥汗口占于云南蒙自。’”我知道朱先生是在鼓励我学创作，所以并没有指出我的暇疵。

光阴荏苒，转瞬毕业期届。因为西南联大刚成立，一切还未就绪，所以我们这届毕业生仍由三校各用原校名义发毕业文凭，因此我们便是对日战争时拿清华文凭最后一届毕业生了。清华的毕业同学，准备编一本毕业纪念册，名《清华第十级年刊》，我也是编委之一，便特地请朱自清先生写几句临别赠言给我们班级，以资勖勉。他恳挚地写道：

“向来批评清华毕业生的人都说他们在作人方面太稚气、太骄气。但是今年的毕业同学，一年来播荡在这严重的国难中间，相信一定是不同了。这一年是抗战建国开始的一年，是民族复兴开始的一年。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的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的牺牲了。而诸君还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可见国家社会待诸君是很厚的。诸君又走了这么多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朱自清。二十七年八月，蒙自。”

大学生毕业，对古老的西南边防的蒙自来说，可算是破天荒的大事。那天，我们背着行囊，和前来送行的师友谈笑着，分开看热闹的人流，踏上火车。汽笛长鸣，车轮蠕动了。朱自清先生留给我最后的深深的印象是：清瘦面庞，中等身材，精神抖擞，站在蒙自车站的月台上，向着我们毕业生乘坐的快离去的个旧锡矿小火车挥手，频频地挥手，不住地挥手，……直到车行了很远，还隐约看见他那高举着的礼帽影儿在远空中摇荡。

此后我就没有机会再和朱自清先生重逢了。仅从报纸上知道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积极支持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学生运动，并拒领美国救济面粉，于1948年8月12日在北京因贫病逝世。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特别指出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主席给予这极高的评价，朱自清先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