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03日    价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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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一个政治风云突变的社会转型期,都会有一批政治精英被当作牺牲品葬送掉,而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牺牲,有了他们生命的铺垫,才有了社会文明进步,比如王安石、商鞅、谭嗣同、罗伯斯庇尔。同样,在民营企业变革过程中,某一个具有现代管理观念的人来到一个民营企业担任高职,经过努力为企业输入新的管理模式,

    但由于与企业原有管理模式冲突太大,引起一般传统势力的反对,为了维护公司内部团结,平息反对声浪,企业主必须牺牲掉这名外来者,但一旦他被牺牲掉一段时间之后,企业主会逐渐发现他的很多做法十分正确,于是又追悔莫及,但为时已晚。但是,下一个进来的现代管理者处境就会好得多,民营企业老板在面对传统势力的又一次反抗时,就会更加理智地对待。正是有第一位变革者的牺牲,才使得第二位变革者则能够顺利工作。

    在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中,只要它向现代化国际化方向 发展 ,就必然会出现无数的“第一位变革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变革的牺牲者们是一批伟大的精英,是悲壮的英雄,他们用自己的委屈、泪水和屈辱换来了企业的进步发展,使中国民营企业逐渐淘汰自己身上的种种陋习、逐渐变得文明进步。

    纵观历史,大凡一个政府因为腐败而面临 危机 时,最高权力者就会寻找一个变革者来进行变革,在变革之初,变革都会得到最高权力者的支持,而当变革取得一定成效、进入一定深度的时候,变革必然会触犯很大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并与最高权力者发生冲突。最后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变革者当作替罪羊或牺牲品被消除了。这就是历史上不断上演的一幕幕真实的剧目。

    国家基层政权变革如此,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变革如此,著名 企业管理 专家曾水良认为,同样,企业变革也是如此。历史从来不会给变革者好脸色看,“变革者没有好下场”已经成了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变革者的身上永远都有着某种悲剧色彩,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

    事实上,历史上任何重大社会改变大都是如此,变革者在变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时被最高权力者牺牲了,但变革的结果却被完全保留下来,继续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社会的进步就是在无数个变革者倒下的身躯上进行,虽然残酷,却是事实。历史发展就需要这样一批“垫背人”,变革的最终结果是以变革者的牺牲而告终。这初看起来似乎是企业老板的一种非理性行为,但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有着极为合理的内在逻辑性。

    民营企业变革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出台了,所有的人事变动也实施了,所有的变革步骤也到位了。但是,预期的产值及利润大增的状况并没有出现。相反,还出现了效益滑坡、利润锐减、产量及 销售 额大幅下降的状况。于是,变革者遭到保守派的死命攻击,老板对变革发生怀疑,变革者信心也受到极大打击。这时,变革要么后退,要么停顿。这是什么原因呢?家族企业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这就是企业转型期的“变革阵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原有的社会秩序被破坏,而新的国家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旧的价值观念遭到冲击,新的价值观念既不成熟又相互冲突,各种政治势力互相较量,国家陷入内战之中。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变革阵痛。这一阵痛一直持续了37年,直到1949年才告终止。然而,用37年的阵痛换来五千年 黑色 专制体制的瓦解,这也是一种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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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读管理故事:《“便捷”还是“诱惑”?》
  我们旅行到乡间,看到一位老农把喂牛的草料铲到一间小茅屋的屋檐上,不免感到希奇,于是就问道:
  “老公公,你为什么不把喂牛的草放在地上,让它吃?”
  老农说:“这种草草质不好,我要是放在地上它就不屑一顾;但是我放到让它勉强可够得着的屋檐上,它会努力去吃,直到把全部草料吃个精光。
  启发思考:
  看完这个故事,你大脑里想起的一个产品会是什么?小米手机!没错,雷军就是那个老农夫,把小米手机放在屋檐上,让你勉强可以够得着,让你欲罢不能地想去够着。
  容易得到的,也会随手扔掉。太难得到的,有些人争取一会儿就放弃了。只有勉强得到的,意外得到的,人们就会感到惊喜,倍感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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