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03日    中国管理传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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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汉景帝的“削藩令”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赵高劝二世居深宫到安史之乱的“清君侧”。无论是今天看来对的、错的事件中都渗透着一些合理、公开的事件理由。有些时候,双方都持着公正的理由。诸多的理论如法家、儒家、道家,都成为这些事件的如明、如暗的理由和事件。在这样的过程中,无论最终是成是败,最终都有人或明或暗的得利。

  解释

  为什么说需要以事件来驱动呢?由中国的国情可以很好的理解,我们自古以来有着十分发达的官僚文化和政治体系。俗语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的就是这个现象,再加上中国金字塔形的皇权结构,使位于顶尖的皇帝自身的安危联系天下人的福祉。再说了,除了康熙、乾隆之外,很少有皇帝有那样长的寿命和对政局的娴熟的驾驭能力。因此,政策的频繁变更和缺少执行力度,成了历代统治着面临的问题。

  于是,做为如此泱泱大国的统治者想出了绝妙的主意。本来,帝国就是如此的庞大。组织繁杂,其实际结果是直接的管理和监督让皇帝显得力不从心。御史的诞生,在一定程度的改善了这个问题。但是,御史也是官吏。也有自己的利益,就不免在许多问题上顾及自己的利益(当然,许多是非常不错的)。事件驱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通过推动以事件为理由和手段的来检验各级官吏的能力和忠心。另外,这样还可以保障一些特别重要的事件的执行力度和效果。

  一个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其基本动力系统来支撑。无论公司、组织、政府都是这样。比如,公司需要产生赢利以对冲系统的损耗和不稳定性因素。只有产生的能量足以中和损耗和投入,系统才能存在下去的前提。

  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矛盾。个人和组织的、个人和个人的、群体和群体的等等,形态虽然可以有多种形式,但是其本质是一致的。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群体对制度和法令的抵抗和拖延。再说,任何的制度和法律。在一段执行时间以后就会被找出这样、那样的不足和漏洞,那么就会别人利用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这样,敌我各方都在通过事件来作为其权利调整的手段和工具。不但有其合法性的依据,还有隐蔽性、借助其他利益体力量的特性。

  模式

  这一过程的成功实施,当然有其固定的模式和必然的输入条件。首先是理由必须拥有能够进行利益的调整的权力,同时己方有能力接受或享受利益分配后的结果。

  实施这一过程需要分析各方利益,必须对两方以上有利。

  一、组织中力量足以驱动事件的一方。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其有利的。另一方是己方,这是基本的前提,如果没有利,也就没有了实施的必要。

  二、 设计一个详细的计划,我方作为计划的主要受益方。

  三、 必须说动拥有主要驱动力的一方实施这个计划。

  四、 在实施的过程中控制整个过程在掌握中。

  五、 接收调整后的利益。

  六、 巩固并处理利益变更后的权利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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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读管理故事:《盲人过桥》
有个盲人经过一条干涸的溪流上的木桥,从桥上摔下,两手抓住了桥栏。他战战兢兢地抓紧栏杆,自己估计松手后肯定会掉进深渊里。过路人告诉他:“别害怕,只管撒手好了,下面就是平地。”

盲人不相信,紧抓着栏杆高声呼叫。时间长了,手上累得没力气了,一松手就落到桥下干涸的地面上。于是他自己也笑起来,说:“嗨!早知道桥下就是干涸地面,何必让自己受这么长时间的罪。”

管理故事哲理

这个盲人是有些夸张,但企业管理中常常会遇到相同的境遇,不敢“往下看”,宁可把下面想的恐怖点,预期相信是安全,不如相信这个是危险的,所谓的忧患意识,要把问题想得更加复杂点,把问题想得更加困难点,这从某种角度而言没有错,但对企业战略来说是存在问题。

企业战略过程中对于未来预估,往往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某种预估将会对当下的行为发生扭曲,企业会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用在可能无谓的因素上。宁可想得复杂点,不要想得太容易,这种思维其实是掉以轻心的反面,中国人有句话叫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从另一角度而言是“阿Q”,但在企业管理中,若没有这种阿Q精神,做事情可能会事倍功半,当然有这种阿Q精神,成事的概率也可能大大降低。

因此灰天鹅现象在当下信息如此之多,管理理论与模式如此之多的当下,企业着眼于当下的未来预估,将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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