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的“隐士”情结

       众所周知,在曹魏政治史上,司马懿是个野心勃勃的夺权高手。而他在青年时代为了逃避仕途竟险些入狱,岂不令人费解?从司马懿的家庭背景看,似乎不存在与曹操对立的因素。其父司马防早在熹平三年(174年)任尚书右丞时,便推荐了二十岁的“孝廉”曹操为洛阳北部尉,给了这位宦官子弟公开与宦官专权划清界限的机会——用五色棒击毙了一批横行京城的豪强,其中包括皇帝亲信宦官蹇硕的叔父。曹操对司马防的荐举一直怀着感激之情。四十二年后的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为魏王后,专门将司马防请到邺都叙旧。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踌躇满志,故意问:“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的回答亦不失尊严:“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开怀大笑。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自建安元年起便应辟为曹操掾属,后来官至兖州刺史,是建安时期曹操集团的重要人物之一。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加入曹操政治集团,似乎顺理成章,但事实并非如此。《晋书·宣帝纪》以儒家的忠君思想予以解释:“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

       的确,司马懿少年时代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长兄司马朗学术早熟,十二岁时便通过了国家的经学考试,成为正式的朝廷命官郎中。他深厚的经学根柢,对司马懿的成长也有重要影响。初平元年,司马防被迫随董卓迁都长安,年仅十九岁的司马朗率全家逃离洛阳,辗转于故乡河内温县与黎阳之间,与父亲中断联系达七年之久,独立担负起抚育诸弟的责任。司马氏兄弟在长兄的教育下,在流亡中完成了儒家文化启蒙,“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建安初年,曹操面对周围强大的割据势力,对汉献帝的“朝廷”采取以拉拢为主的方针,重建朝仪,恢复了各种制度,并大规模地征天下名士到朝任职。出于共同需要,曹操集团与以汉献帝为旗帜的汉末名士这两种政治力量,在建安初期一度尚能和平共处,直到建安五年,双方的摩擦与冲突才趋于明朗化。

       司马防追随汉献帝多年,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自然倾向献帝一派,这对其家人必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司马懿本人还没有从曹操集团得到实际利益时,儒家的正统观念、父辈的立场与青年人的“正义感”,使其一度同情汉王朝的悲惨命运。司马懿对父亲惟命是从,其拒辟行为显然不可能违背父意,恰恰是得到长辈的支持才对。值得注意的是,曹操两次征辟司马懿的前后,均发生了曹操集团打击献帝派的严重事件:其一,建安五年,国舅董承、长水校尉种辑等人推翻曹操的未遂政变遭到了严厉镇压。其二,曹操于建安十三年杀了汉末名士领袖孔融。这也应是导致司马懿坚卧不起的时代背景。

       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青年时期司马懿有明显的避世倾向。据《高士传》记载,司马懿二十多岁时,曾与大隐士胡昭关系密切。然而,虽有做隐士的志向却奈何不了曹操的严刑峻法,最后只得就范。建安十三年夏秋之际,赤壁之战前夕,司马懿入丞相府,融入了建安名士群体。建安时期,曹操丞相府不仅是政治军事中心,而且是名法思潮的策源地。经过在丞相府长达十二年的熏陶磨炼,司马懿的政治立场与信仰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汉王朝的同情者转变为汉魏禅让的主要策划者,率直的青年儒生终于变成了“性深阻有若城府”的干练冷酷的名法派中年官僚,逐渐把儒学的“忠、信、仁、义”置诸脑后了。